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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在這裡還特意強調了《春秋》對時間記載的所謂義例：當初魯國史官記錄國家大事，肯定都有一定之規，時間上日、月相承，可現在我們看到的《春秋》卻有時候有月有日，有時候有月無日，孔子作《春秋》不可能體例如此混亂，所以這些細微差異一定是暗示著他的思想精義，讀者需要認真體會才行。833
鍾文烝尤申此義，說《春秋》體例謹嚴，就算有時候什麼事情都沒有，但還要按規矩記錄一下日期，更何況是這等重要的國際會議？所以說，《春秋》取材於魯國歷代的國史，在這段話里本來一定是記載了具體日期的，只是聖人在後來編纂的時候因為看到後文有背盟之事，這才為了表示褒貶而把日期抹掉。——鍾由此而把《春秋》推上了一個高度：《春秋》的行文風格是「前後相顧，彼此互明」，這是聖人的宏偉構思，如果我們僅以史筆衡量之，那就太小看聖人了。834
鍾在這裡清晰道出了經學主旋律：經學是經學，史學是史學；經學是至高的政治哲學，是聖人的經天緯地之術、萬世常青之法，其地位遠非史學所能及。835而在經學的光環之下，史學也難免受著「春秋大義」的引導，褒貶的意圖總在汗青之中刻意凸顯。偉大如司馬遷，既是孔子的崇拜者，又在董仲舒門下接受過公羊學的專業訓練，《史記》便多有效法《春秋》筆法之處。
話說回來，雖有了「善惡兩舉」的說法，但我們還是不能明白：這次會盟看來是魯隱公主動發起的，後來在魯隱公七年魯國攻打邾國應該也是魯國率先發難，到底該表揚誰，又該責備誰背信棄義呢？歧說如雲，越深入越容易迷惑，以下便要求助於《左傳》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釋了。
（八）《左傳》經解：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1．名、字之辨
《左傳》：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譯文】
魯隱公元年三月，魯隱公和邾儀父在蔑地會盟。邾儀父就是邾國國君，名克。之所以《春秋》沒有按爵位來稱呼他，是因為邾國還沒有得到周天子的封爵冊命。稱「儀父」，是抬舉他。魯隱公剛剛攝政，想和邾國交好，所以發起了這次蔑地之盟。
《左傳》首先就和《公羊傳》、《榖梁傳》出現了一個史實上的分歧：怎麼變成魯隱公主動向邾國交好了呢？這個矛盾恐怕很難解釋了。
再看稱謂問題，《左傳》的風格比較樸素，相比其他兩傳而言，多是就事論事，《左傳》之所以說邾儀父就是邾子克，據學者們推測是因為《春秋·莊公十六年》提到過「邾子克卒」，雖然這很難說是什麼過硬的證據（比如前文提到過的方苞的懷疑），但歷來都是這麼講的。《春秋》一經三傳，人物稱謂之混亂，實在是一個巨大的閱讀障礙，經常要前後檢索、多方聯繫。
邾儀父的稱字，在《左傳》里同樣是個問題。杜預解釋說：附庸小國的國君並沒有受到周天子的封爵，照例應當稱名，但鑑於邾儀父能與大國（即魯國）交好，所以稱字來表揚他。836
杜預這裡談到了一個「照例」，又是說到《春秋》的編寫體例，聖人多少的微言大義即蘊涵在種種或顯或隱的體例當中。但孔子已經沒機會站出來說話了，也不知道杜預的這番「發掘」是否準確。楊伯峻懷疑地說：通篇看看《春秋》的編寫體例，發現凡是小國，或是文化落後的，或是地處邊遠的，所謂蠻、夷、戎、狄，其國君都稱「子」。837
那麼，到底是「例稱名」還是「例稱字」呢？如果是前者的話，本該稱名而稱字，是為褒；如果是後者的話，本該稱子而稱字，這是不是貶呢？——這真是一字之差，褒貶大異。
如果拋開字面的糾纏，思考一下事情的來龍去脈，也許可以判定出邾儀父到底是該褒還是該貶。《左傳》只說了「稱「儀父」，是抬舉他」，並沒有具體交代為什麼要抬舉他。賈逵、服虔認為：邾儀父看魯隱公是個賢君，是個孝順的謙謙君子，所以願意與他結好，而孔子為了表揚邾儀父，於是稱字以示褒。——但賈、服這兩位漢代經學大師似乎在這裡犯了一個常識錯誤：傳文里明明是說魯隱公向邾儀父求好，而不是邾儀父向魯隱公求好，所以，邾儀父到底有什麼地方值得表揚的呢？
孔穎達就這樣質疑賈逵、服虔的意見，進而舉例說：《春秋經·桓公十七年》說「公及邾儀父盟於趡（cuī）」，書法體例一如當前這句，這位魯桓公並非賢君，但經文仍稱「儀父」，這樣看來，賈逵、服虔的解釋就很難成立了。
但是，孔穎達這裡恐怕有個小小的疏漏——《春秋經·桓公十七年》的這句經文是「公『會』邾儀父盟於趡」，而不是「公『及』邾儀父盟於趡」，這一字之差，若按前述《公》、《榖》兩家的講法，顯然背後的意思大有不同。這也許是孔穎達的疏漏，也許是版本流傳中沒校出的錯別字，因為孔就在前文還辨析過「會」與「及」的區別。但無論如何，經文確實是對邾儀父又稱了一回字的。孔有破有立，繼續解釋說：附庸小國不能上通天子，也不參與會盟，如今邾儀父能與大國通好，孔子應是因為這個原因才稱字來表揚他的，而不是因為邾儀父仰慕魯隱公是個賢君。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