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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論者遠非戴震一人。龔自珍解釋孔子所謂的「正名」，從外祖父段玉裁的訓詁考據入手，認為小學是上達之本——古人八歲入小學，學習六書九數、灑掃進退的基本功課；十五歲入大學，學習正心誠意、修齊治平（案：龔論所本之史料是有些歧義的）；1594壯年為公侯、卿大夫，治理國家。但後世小學遭廢，童子才入私塾就學習治理天下的大道理，要麼就學深刻玄奧的性命至理，至於六書九數的基本功，一輩子也接觸不到。1595
龔自珍對這種情況非常憂慮，認為小學基本功若不恢復，治學便容易流於空疏，上達無本。於是，小學訓詁並不僅僅是章句之學，其目標仍是終極大義，只不過要從基本功重新入手而已。
話雖如此，但我們難免會想：歷代學者們已經解讀出如此之多的《春秋》本旨了，到了清代，難道還會有多少可供發揮的空間麼？——當然還是有的，正如納蘭成德的感嘆：「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1596清代諸多欲明聖人之志的努力在前文已經多有所述，這裡再從經師們對克段一事的新一輪闡釋來略窺端倪。
1．嚴啟隆
嚴啟隆《春秋傳注》認為「克段於鄢」並不是孔子的特筆，而是鄭國的告詞。方苞也有過類似的說法，認為外大夫公子出奔這種事定然沒少發生，《春秋》之所以在隱、莊、桓、閔、僖五公近百年間別無記載，要麼是該國未告，要麼是有告而魯史未書。1597而嚴啟隆的意思是，鄭國發生了叔段出奔一事之後，通告了魯國，文件上就是這麼寫的，《春秋》也是原樣照抄。——這是嚴對《春秋》的一個總體認識：《春秋》一字一句全是魯史舊文，完全沒經過孔子刪削。四庫館臣推測他是深厭舊說之穿鑿，要將之一掃而空，但又有些矯枉過正，走到另一個極端了。1598
那麼，依照魯史舊文的這一公設，既然克段一句只是鄭國的告詞，自然不會有什麼責備鄭莊公的所謂深意。這事很好理解：鄭國既然把這件事通報鄰國，自然把過錯記在叔段的頭上；既然把叔段當作罪犯，自然不稱弟、不稱公子，以示與罪犯斷絕親屬關係；用「克」字是表示鄭莊公的軍事行動屬於平亂性質。
嚴啟隆的解釋還算樸實無華，接下來又發揮道：孔子作《春秋》，本於魯史舊文，他批評鄭莊公不假，但批評是落在別的地方。孔子曾經說過：「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這「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情況就是從鄭莊公開始的。當時，周王室雖然衰落，但王綱依然未解，鄭國和周王室的關係本來就很近，而以鄭莊公的雄才大略，如果能夠一心尊奉周天子，自然有能力使得周室復興，使禮樂征伐還歸天子。但鄭莊公沒這麼做，而是今天攻打衛國，明天攻打宋國，拉幫結派，鬥爭不止，甚至還把周天子給射傷了。如果不是鄭莊公這麼亂搞，哪能由此就開啟春秋之亂世？溯本求源，鄭莊公就是從克段開始才越搞越不像話的。有了克段之事，才有了後來伐衛；有了伐衛，才有了後來的東門之役……環環相扣，愈演愈烈。而孔子作《春秋》，對外國的材料卻只是原文照錄而已，前人有認為孔子在克段這事上特別強調兄弟之義，這是不對的。孔子批評鄭莊公並不是因為克段這件事，批評克段這件事也不是在「鄭伯克段於鄢」這條記載里——這段文字應該就是鄭伯赴告的原文記錄。1599
嚴的分析是從周代史書體例入手的，立論基礎是《左傳·隱公十一年》的「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這是東周時代的國際慣例。1600《春秋·隱公十一年》對本年冬天只記載了一件事，就是魯隱公去世，但《左傳》說在同一時間還發生了一件事，而且是一件大事，就是鄭莊公攻打宋國，把宋國殺得大敗。但是，這樣大的一件事為什麼《春秋》不加記載？《左傳》的說法是：這件事雖然很大，但宋國並沒有通報魯國，所以魯國史官也就不作記錄。不僅如此，就算是戰事大到滅國的地步，只要被滅亡的國家不來通報戰敗，勝利國也不來通報戰勝，史官都不會記錄在策的。1601
對克段這條記載，傳統的經典解釋是史料原文並非如此，是經過孔子改定才成了現在這樣，孔子的改定之處也就是《春秋》深意之所在，而嚴啟隆代表的是相反一派的意見，以《左傳》為據，認為史料原文如此，孔子並未刪改。——這問題是立論的一大基石，但到底哪塊基石才是可靠的卻說不太清，所以，以嚴謹的眼光來看，這兩派的不同基石也就只能被看作兩種不同的公理體系，不過，除了被當作公理之外似乎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2．毛奇齡，萬斯大
再來看看毛奇齡的《春秋條貫》。關於毛奇齡，在前文已經有過一些介紹，此人用力既勤，見解也新，但學風不是很好，討論起學術問題來經常夾槍帶棒的，又很有幾分偏執的氣質。時人稱他「好辨善訾」，1602梁啓超甚至把他列為四大學界蟊賊之一。1603
毛奇齡對《春秋》提出過一個很新奇的簡書與策書之別（已略見前述）：《春秋》是所謂簡書，內容只是一個題頭，或者說是索引；《左傳》則是策書，詳記事件的經過。孔子修《春秋》是以簡書為底本，左丘明作《左傳》則是以策書為底本。
簡書的內容不能算是大綱，因為大綱會囊括事件的所有要點，而題頭或索引主要起到一個分門別類的作用——毛奇齡稱之為「籖題」，通過籖題可以去找相應的策書來了解事件的詳細經過。比如《春秋》同樣一個「公如晉」，查《左傳·成公十八年》的「公如晉」是朝見晉國新即位的國君，而查《左傳·哀公元年》的「公如晉」，是說魯國因為新立了國君而去朝會晉君。（案：毛奇齡這裡可能有誤，哀公元年並無此事。）——這樣一來，那些微言大義也就紛紛沒了著落。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