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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元代起，科舉考試就曾經因為《春秋》的這一「屬辭比事」的特點而推出過一種特殊的出題形式：合題，即合《春秋》數事為一題，讓考生通過這數事的聯繫、對照來發揮其中義理。1331何休這裡所作的屬辭比事正是元明以來科舉合題之祖。
那麼，就「夏五月」的涵義和衛國人殺州吁作一下聯繫與對照：州吁被殺見於《春秋·隱公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這句話在語言結構上和「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基本相同。州吁以庶子身份弒君篡位，最後被國內元老用計除掉。《公羊傳》解釋這句話里的「衛人」的涵義，說：「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何休注釋：「討賊的慣例是只記季節而不記月份，《春秋》這裡記錄了月份，是為了突出州吁被除掉得太慢了。」1332
屬辭比事有了結果，至於說這樣的結果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這就總要引入一些信仰的精神了。後世的合題考試就更難一些，因為考生還要多加一層考慮，即猜測考官的理解。顧炎武曾經深嘆個中之弊，說《春秋》簡直就成了一本謎語書。1333
《春秋》僅一萬餘字，謎題卻在所多有：記事有深意，記時也有深意；符合體例的地方有深意，破例的地方也有深意；寫了什麼有深意，沒寫的也有深意。「夏五月」和「夏」，這麼一個區別，就被公羊家嚼出了無窮深意。時間上看似簡單的寥寥記載，在公羊家眼裡反映了聖人治世大法的一則核心義理。
何休提出過《春秋》的綱領有所謂「三科九旨」，及至清代，後起的公羊學大家孔廣森撰成新時代的經典《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對何休種種舊說破而後立，其中很主要的一項就是重新梳理「三科九旨」：「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1334——在孔廣森的這個新系統里，《春秋》里的時、月、日正是天道的體現，意義不可不謂重大。在州吁被殺一事上，孔引崔彥直的意見，認為州吁才一作亂，衛人就應該立即討伐，這才是大義所在，而他們一直拖到九月才在濮地殺了州吁，所以孔子特地記明了月份，以顯示衛人行動之慢。孔又作按語，說《春秋》記殺州吁「於濮」，其意義和記克段「於鄢」是一樣的。1335記敘文的三個基本要素：時間、地點、人物，在公羊家解讀《春秋》的過程中全都蘊涵有無窮的深意。
那麼，公羊家的解釋到底對不對呢？這問題不好評論，但至少有兩點是清楚的：第一，即便在公羊學內部，許多問題（包括原則問題）都是爭議不清的，比如上述孔廣森駁證何休的時、月義例，而廖平又提出一個《無月例論》，認為在時（季節）、月、日的區分上，無非是大事記之詳，小事記之略，而如果有小事值得重視，就在時間上詳細一些，反之亦然。1336可到底誰才掌握了真理呢？很難判斷。第二，僅在克段一事上看，在「三傳」之間作橫向比較，《公羊傳》的解釋明顯與《左傳》不同。而且，義理解說的不同先放在一邊，單是在事實上，《公羊傳》認為「克」是「殺」的意思，鄭伯克段於鄢，是說鄭莊公把叔段給殺掉了。——就算不同的意見都可以「義理正確」，但「事實正確」無疑只可能有一個答案，叔段要麼被殺，要麼沒有被殺，兩個答案不能同時成立。
從《左傳》看，鄭莊公先後打下京地、鄢地之後，叔段逃到了共地（今河南輝縣），這才有了「共叔段」這個名號。而且，《左傳·隱公十一年》還記載著鄭莊公在攻下許國之後的一段話：「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這是在克段一事的十年之後回憶當初，感嘆弟弟叔段正在國外流亡。
到底誰說的對呢？這首先要解決兩個疑點：一是「共」，二是「克」。
共叔段之「共」到底是地名還是諡號，這是有爭議的。漢代大儒賈逵、服虔就認為「共」是諡號，其涵義是「敬長事上」，與出奔共國之「共」不能混為一談。1337如果此說屬實，叔段就變成了一個正面形象。而孔穎達力駁其非，認為叔段出奔，無人為他擬定諡號。1338
再一個關鍵就是這個「克」：如果「克」字確實是「殺」的意思，《春秋》「鄭伯克段於鄢」確實可以被理解為「鄭伯殺段於鄢」的話，那麼不管《左傳》的說法是否符合史實，至少是不符合《春秋》的；如果「克」字解釋不出「殺」的意思，加之《左傳》的敘述顯然比《公羊傳》更有說服力，那麼《公羊傳》的可信度自然就要受到合理的質疑了。
這個時候，《榖梁傳》的意義似乎變得重要起來。「《春秋》三傳」，有兩傳發生矛盾了，第三方的意見會傾向於誰呢？
第三章 榖梁克段解
《榖梁傳》的解釋自成一說，但在叔段的下場上是傾向於《公羊傳》的：
克者何？能也。
何能也？能殺也。
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
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
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於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