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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的這個說法後來確實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比如明代陳耀文《正楊》舉《切韻》為證：「帝虎並訛，烏焉互舛」，這是字形相近而發生訛誤。1413這個鄔地，就是《左傳》後文提到的「王取鄔、劉、蒍、邘之田於鄭」之鄔，「鄭伯克段於鄔」在傳抄的過程中被誤寫為了「鄭伯克段於鄢」。杜預注鄢地為「潁川鄢陵」，大錯特錯。道理是：從京地到鄔地並不太遠，鄔地又在鄭國的疆域之內，所以叔段麾下能網羅有一批人馬，和鄭莊公兩雄相爭，這才被《春秋》稱之為「克」。如果叔段從京地遠走鄢陵，這便出了國境，也就沒有了人馬可用，鄭莊公若在這裡打敗叔段便不能被稱之為「克」。加之《左傳》又說叔段從鄢地出奔，到了共地，而考之地理，自鄔地過河正是通往共地的捷徑，如果叔段已經南行到了鄢陵，是不大可能從鄢陵跑到共地的。——在對「於鄢」的解釋上，《公羊傳》也是錯的，還是以《榖梁傳》為優。1414
趙匡的說法無論是對是錯，首先是打破了舊有的一種經學傳統——以往的經學家們大多專攻一傳，貶斥其他，有人捍衛《左傳》，有人說《公羊學》才是聖人的大義傳承，有人則說《榖梁傳》最優，互相攻訐，不死不休。尤其在漢代，不同學派為了爭立學官，獲得官學地位，打得更是不可開交。但陸淳這部《春秋集傳纂例》匯集啖助、趙匡之說，不主「三傳」中的任何一傳。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傳」被近乎平等地擺在了新式顯微鏡下，被同樣地分析、辯駁、梳理、審查，今、古文經學的堅固藩籬好像完全看不到了。大約可以說，陸淳這部書開啟了宋代《春秋》學「舍傳求經」的先河——也許幾百年下來，人們對舊有的門戶鬥爭已經深感厭煩了吧？
再者，趙匡對「於鄢」的辨析明顯求之於史實地理的考據，而不止是一味地在義理上下功夫。對義理殺傷力最大的往往不是對立義理的雄辯，而是對事實的發現。如果趙匡的考據是對的，《左傳》和《榖梁傳》倒不會受到太大影響，可《公羊傳》卻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連帶著那些公羊學家的地位也會受到相應的動搖。
經學家普遍認為，《春秋》筆法微言大義，所以「鄭伯克段」和「鄭伯克段於鄢」在涵義上是很不一樣的。《公羊傳》解釋《春秋》為何不稱叔段為弟，說「當國也」，何休解釋說：叔段想當國君，所以《春秋》就本著叔段的心理，像描寫一位國君那樣來描寫他，以此來凸現叔段的謀逆之心。1415
從文義來看，《公羊傳》說「當國也」， 意思是：《春秋》把段當作匹敵一國之君的人物。接下來，《公羊傳》又解釋「於鄢」的涵義，說：「其地何？當國也。」——《春秋》為什麼要特地標明叔段被克的地點，原因也是「當國」。接下來便和齊人殺公孫無知的事情作對比，得出來的結論是：這類事情如果發生在國都之內，《春秋》就不寫明地點；而如果發生在國都之外，但謀亂被殺之人並沒能匹敵一國之君，《春秋》也不會寫明地點。
為什麼《春秋》在筆法上會有這個區別？據何休的解釋：如果「當國」之人身處在國都之外，就很有可能結交鄰國，借鄰國之力造成內亂，所以《春秋》才要特別註明其人所在之地，用意是說：這個人已經很有裡通外國的危險性了，得趕緊除掉才行！而如果這個人勢力沒有那麼大，即「不當國」，那他即便身在國都之外，具有交結鄰國的可能，也沒有力量造成太大的危害，所以《春秋》便沒必要特地註明地點。如果是在國都之內，當國之人受誅，禍患已絕，便沒有必要註明地點；其人力量若不足以當國，《春秋》就以殺大夫的體例來作記錄，也沒必要註明地點。1416
何休的解釋不知道是上有師承還是完全根據《公羊傳》的文本所作的揣摩，而趙匡的考據則直擊《公羊傳》本身，其結果將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公羊傳》在這一地點的記載上完全失誤的話，那麼多隨之而來的義理髮揮也自然就沒有了著落。——在訓詁考據上對經典的質疑要到清代才大行其道，閻若璩證偽了古文《尚書》就是最有力的一個例子。相形之下，趙匡他們的考據功夫就薄弱得多了。但畢竟他們發起了這個攻勢，「三傳」的權威性同時受到了懷疑。
從克段一事管窺啖助、趙匡的解經風格，雖有考據但失之於淺薄，多出新裁但失之於無據，乃至盡廢「三傳」而直解《春秋》，從此開啟了一代嶄新學風。餘緒流傳，愈演愈烈。到了清代，有人感覺這一派經學胡編亂造、肆意發揮，實在太過分了，後來乾隆朝編了一部《御纂春秋直解》，要以政治力量來一匡經學是非，四庫館臣在對這部書的評論里說道：自從啖、趙開風氣之先，學者們秉承其緒，多以私見揣度經義，在見解上力求出新，結果繼踵者越多，《春秋》之學越荒。及至孫復出現，提出《春秋》有貶無褒的新說，經學更入歧途，學者們在字裡行間到處探求孔子的貶抑所在，實在找不到了就大搞深文周納。這些實在是信不得的。而這些書里影響最大的要算是胡安國的《春秋傳》，滿篇都是牽強附會。1417
牽強附會的始作俑者倒不能算在啖助、趙匡他們頭上，四庫館臣引王充評論《公》、《榖》兩家的話說：「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可以說作為經學重鎮的《春秋》之學從一開始就是這個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