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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撰文，「某公薨，某公立」，這是常例，《左傳》「隱公立」緊承「惠公薨」而來，所以賈逵、杜預所謂隱公立桓公為太子的說法是不合語法的，而「奉」字是自下奉上之辭，子奉母是可以的，兄奉弟卻講不通了。這一點杜預想必也是明白的，所以他解作「帥國人奉之」，憑空添了「帥國人」三字來彌合矛盾。而釋「之」為仲子則文義順暢，前後呼應：隱公認可仲子為惠公正妻，奉之為母，自然也就認可了桓公作為惠公之合法繼承人的身份，只待將來桓公長大便歸政於他，這與《左傳》後文都是相符的。637
于鬯此解，既合語法，也合文義，或許是迄今所見最通暢的解釋了。但是，疑點仍然存在：如果魯隱公僅是攝政而非實際即位，為何稱公，這豈不是僭越名份？既然奉仲子為母，又為什麼聲子有諡而仲子無諡？
先說第二個問題。如前所述，童書業是認可《史記》的記載的：隱公的母親聲子是惠公的「賤妾」，而仲子本該是隱公之妻，卻被惠公奪了去。根據春秋時代的習俗，父奪子妻所生的兒子雖然可以成為太子，但並不太名正言順。所以，仲子所生的桓公本在可立可不立之間。這些大概就是仲子後來雖然升格為夫人卻沒能獲得諡號的原因。638
而據劉麗文的說法是，如果死去的元妃沒兒子，繼室的兒子繼承君位是順理成章的，如杜預註：「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也」。隱公對桓公的謙讓並不是因為自己的母親地位低，自己沒有繼位的資格，而是牽連著仲子掌紋上的那句神諭——「為魯夫人」。
劉發出了和前文中于鬯同樣的疑問：回顧前文，《左傳》對仲子的敘述有些閃爍其辭：「故仲子歸於我」是說仲子嫁到我國，但問題是，嫁給魯惠公是「歸於我」，嫁給魯隱公（當時的太子，未來的國君）也是「歸於我」，仲子本來到底要嫁給誰呢？
按照仲子掌紋的神諭，她是要作魯國國君的嫡妻的（即「魯夫人」），那麼，魯惠公已經有了夫人（孟子），就算夫人死了，假設「諸侯不再娶」確有其事，或至少有一些輿論的約束力的話，他是不能另娶或另立嫡妻的，除非「母以子貴」的原則在當時也確曾存在，讓仲子的兒子作太子，那麼仲子就可以升格為夫人了，這也就符合了掌紋的神諭。
魯惠公死後，如果按照傳統，應該是隱公繼位，可如果要照顧神諭，就得讓桓公繼位。想來魯惠公生前就是打算成就仲子「為魯夫人」之神諭，所以正如《榖梁傳》所說，隱公讓位給桓公，成全了父親的心愿。
正是這個神諭的力量，魯隱公便沒有正式即位而只是攝政；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魯隱公的生母聲子最終也沒能成為夫人。而假如魯隱公不是攝政，而是正式即位的話，聲子無疑是可以成為夫人的。639
這個說法似乎言之成理，但是，考察推理環節就會發現：如果要以上的推論成立，就需要「諸侯不再娶」和「母以子貴」的成立，如果這兩者有一項的真實性受到有力質疑，這個推論自然也就不算牢靠了。——那麼，神諭的正確性也因此而受到懷疑了嗎？這是不大應該的，神諭總要是正確的才對，這倒不是因為迷信，而是《左傳》的風格一貫如此，對遠在惠公年代的事情，《左傳》是不會記載一條失靈的神諭的。
回頭來看，劉所有推論的出發點就在「為魯夫人」四個字上，但是，即便仲子嫁到魯國而沒有「為魯夫人」，也一樣符合神諭。這就需要採納孔穎達的說法，把「為魯夫人」的掌紋僅僅理解為掌紋像一個古文的「魯」字，以上推論便可以成立了，因為仲子到魯國不一定要作夫人的，只要嫁到魯國，就算是符合神諭了。
被神諭所關照的仲子是不同凡響的。從《左傳》的後文來看，仲子受到了極大的尊崇，或者說，《左傳》是以極為尊崇的筆墨來渲染仲子的——從她生時的神諭到她死後的哀榮。
這個神諭還有下文，《左傳·閔公二年》記載了魯國季友身上一則相似的故事：季友出生時手上有個「友」字，於是這孩子就被取名為「友」了。640而耐人尋味的是：季友是魯桓公的兒子，恰恰是仲子的孫子。祖母和孫兒身上竟然出現過同類的靈異現象，這真是很讓人吃驚了。童書業據此推測：《左傳》推尊仲子是為了推尊魯桓公，推尊魯桓公又是為了推尊季氏。所以，《左傳》的原作者和季氏之間一定有著某種不尋常的關係。641
簡要歸納一下：《春秋》這一開始，惠公、隱公、桓公、孟子、聲子、仲子，關係實在不易搞清，「三傳」又各執一辭，讓歷代學者們生出了無數的解釋和無窮的歧意。隱公和桓公到底誰才是最合法的繼承人，聲子和仲子到底誰才是最合法的夫人——如果魯惠公當初能夠謹守婚姻法和繼承法的規矩，事情或許會簡單一些吧。
以上這個感慨的前提是：春秋時期當真存在著一種普適而規範的婚姻法、繼承法的。但實情顯然複雜得多，單以繼承法而論，各種形式都有，持論者還往往都說自己的意見是「古之道」。即便就在魯國，嫡長子早死的話是立嫡孫還是立庶子，這就有過爭議，而孔子的意見是立嫡孫。642同類事件直到明代還讓不少人傷過腦筋。
這些事情繁瑣之極，隱公和桓公作為事件的直接當事人，因此而遇到的麻煩恐怕就更多了。公羊家歸納過《春秋》有所謂「七缺」，其中第一「缺」就是說惠公的婚姻有問題，作丈夫作得不合格，結果導致了後來隱公和桓公的禍亂。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