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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左傳》的「書曰」和「君子曰」
在克段一事上，《左傳》敘述甚豐，其間還夾雜了兩處議論。一處是直接解經：「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這是闡發《春秋》「鄭伯克段於鄢」這短短六個字為什麼要這樣寫，大義何在。另一處是：「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這是引述「君子」對潁考叔的評價。
《左傳》的成書過程一直是爭議很大的，其中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說法就是《左傳》是類似於《國語》或《晏子春秋》一類的歷史書，和《春秋》本來毫無關係。這個意見在古代最大的殺傷力在於：明確否定了《左傳》是解經之作，把《左傳》踢出了經學之林。
這個說法乍看上去有些不合情理。就以克段這節來說，夾敘夾議，明明有兩處都是屬於闡發義理的，而且第一處尤其明確地就是解經的文字。但是，一方面有人（如鄭樵）說這些內容屬於經之新意，無關褒貶，1316而更多的質疑者則認為：這些議論都是後人添加的（首當其衝的嫌疑人就是西漢的劉歆），目的就在於把本來一部和《晏子春秋》近似的《左氏春秋》改裝成解經著作，把它混入經學陣營里來。而把這些議論文字拿掉的話，完全不會影響到《左傳》的流暢性，甚至還會使《左傳》的文字比現在我們看到的這樣更加流暢。
林黃中曾以「《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與「胡安國說《周禮》是劉歆所作」兩件事請教朱熹，朱答說「《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又舉《左傳·隱公六年》的一處例子，說這「是關上文甚事」。1317
這方面批評最細緻的是清代的皮錫瑞，他指出：把「書曰：『鄭伯克段於鄢。』……」這段拿掉，後文是「遂置姜氏於城潁」，一個「遂」字緊承前邊的「大叔出奔共」，一氣相承。可見解經的這段文字是後人很生硬地摻雜進去的。1318
至於第二部分的議論，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更於義理不合。從字面上看，這位君子是說：「潁考叔是個純孝之人，愛自己的母親，並把這種對母親的愛心推廣到了莊公身上。」然而，儒家的經典義理比如「修齊治平」之類，其中一個核心原則就是自上而下。比如一位國君，注意自身修養，慢慢就會把這種道德光輝影響到身邊的大臣，大臣們受了薰陶，再繼續以這種道德光輝影響自己治下的民眾，這就是德治，要自上而下，自內而外。比如《詩經·大雅·思齊》有「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就是說周文王以身作則，先成為自己妻子的好榜樣，然後影響及於兄弟、及於家邦。這才是一個「合理」的過程，而潁考叔不過是個邊疆小臣，他用孝心來影響鄭莊公，這豈不成了自下而上、自外而內了麼？——清代今文大師劉逢祿就把《左傳》的這段「君子曰」稱為「不辭甚矣」，向古文經學發出挑戰。1319
時至今日，劉歆作偽之說已經不再為人採信，但劉歆沒動過手腳，未見得旁人也沒動過手腳。若僅是這種「君子曰」的置評方式，先秦古籍在所多有，但去掉「君子曰」而文理豁然暢通，這多少總是一個疑點，也或是《左傳》作者在編排史料時所加。至於《左傳》的「君子曰」是否符合儒家義理，卻很難講。儒家講愛有等差、推己及人，恰與墨家的兼愛主張相對立，1320潁考叔也算得上推己及人了，況且這也符合親親之道。1321
無論如何，《左傳》這種「君子曰」的編寫方式確實是影響深遠的，《史記》有「太史公曰」，《資治通鑑》有「臣光曰」，都是從《左傳》的「君子曰」發源，1322也顯示出當時的史書並不是以現代意義上史學著作的面貌出現的，而是非常強調實用性和政治性。——但「太史公曰」與「臣光曰」同源而殊途，如楊向奎似乎稍嫌過分地說：「司馬遷追求的是天人之學，《史記》用之紹《春秋》，它不僅是經世之學，也是天地間的大法，這是公羊學派的傳統。後來的史學家拋棄《公羊》，無此大志，歐陽修、司馬光出，開創一代史學，遂欲以史學治人倫而發揮政治與倫理的雙重作用，於是《新五代史》中之『嗚呼』，《資治通鑑》中之『臣光曰』，遂多迂腐陳辭，使原書只能發揮道德倫理方面的作用，經世云云，相去尚遠。」1323
無論是經世之功，還是道德之用，這類觀念直到今天依然非常強悍，缺乏「以史為鑑」色彩的史學似乎是難以為人廣泛接受的，一部歷史書常常被要求具備弘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增強民族自信心的功效，或者可以讓人學習做人、做事的現實道理——不管怎樣，在「史實」的背後，總要有一些「道理」才好。故而史書要效法《春秋》，以褒貶而非事實為依歸，如四庫館臣讚揚歐陽修《新五代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最後提到史實，卻是「事實則不甚經意」。1324
褒貶分明、義例謹嚴，這固然可存經世之功，卻難免一些邯鄲學步之弊，1325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實用主義被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麼，當「史實」與「道理」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相信哪個、修改哪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