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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服從像對待自己的鄰人那樣對待一切人這種要求，會使擴展秩序的發展受到阻礙。因為如今生活在這種擴展秩序里的人取得利益，並不是因為他們互以鄰居相待，而是因為他們在相互交往中採用了擴展秩序的規則，譬如有關分立的財產和契約的規則，代替了那些休戚與共和利他主義的規則。人人待人如待己的秩序，會是一種相對而言只能讓很少人有所收穫和人丁興旺的秩序。866
哈耶克此說並非無源之水，先賢如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里對羅馬之滅亡的分析正是這一論調，只不過相對粗疏罷了——以孟德斯鳩那句頗為弔詭的話概而言之：「如果說帝國的偉大毀掉了共和國，則城市的偉大足以毀掉共和國的程度並不更差一些。」867
正是這樣，當社會變大到其社會結構足以發生質變之後，以往的黃金時代也只能成為足供珍視的回憶而無法變為可供實踐的藍圖。當然，對新的秩序感受不適、甚至痛心疾首總是難免的，在劇變的轉型期尤其如此，於是，人們對古老的黃金時代的呼喚也就越發強烈。從這個角度看，孔、孟乃至通行本《老子》，都是這一呼喚行列中的強音。這樣的呼喊，或許痛楚在所難免，畢竟，「人們為了使擴展秩序得到發展，必須限制某些『善良的』本能，這就是後來又變成衝突來源的結論。例如，盧梭是站在『天性』一邊的，雖然他的同代人休謨明確說過，『如此高貴的情感（如樂善好施），就像與此幾乎完全相反的事情即非常狹隘的私心一樣，並沒有讓人們適應大社會。』」868
歷史的脈絡清晰展示，春秋諸侯政治和社會結構來源于氏族傳統，質變性的「社會變大」問題在發展過程中絕不僅僅出現過一次。貴族社會與氏族傳統的衝突，很快又被侯國擴張與貴族傳統的衝突所取代，「修齊治平」在其後兩千年的專制時代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從「齊家」再也難推出「治國」了，遑論「平天下」。費正清和賴肖爾曾在「社會變大」之外還加上了「技術進步，財富增加，商業得到發展，政治機構擴大」諸般原因，以昭示周代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的社會矛盾。869
其實後儒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矛盾如何調和，作得最成功的應該算是宋代張載。張在他著名的《西銘》里提出「民胞物與」的觀點，把人類社會解說成天父地母、乾坤一家。這樣一來，帝王就順理成章地變成父母之宗子，大臣也一樣順理成章地變成宗子之家相——周代的宗法結構由此再現，天下被整合為一個想像的宗法共同體，870從此又開儒學「理一分殊」的一番嶄新境界。871
張載此論，看似墨家之兼愛，實則貌合而神異，872在當時即影響極大。其反對者林栗說「近世士人尊橫渠《西銘》過於六經」，873這表明張載巧妙地彌合了經學與時政之間的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而大得士人的歡心，傳統的「修齊治平」獲得了新的社會格局的支持，本屬於先秦社會的親親與尊尊的社會秩序也因此而獲得了新的落腳點，毫無皇族血緣的士大夫階層也由此而重續了血統，和皇族攀上了親戚，變成了孟子所謂的「貴戚之卿」，自然也承擔起「貴戚之卿」而非「異姓之卿」所當承擔的責任，874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875便自然具備了紮實的理論基礎，這便是宋代知識分子對時政之擔當精神的一個出處。
雖然歸根到底，想像的宗法共同體畢竟也只存在於想像之中而已，但在大家都把它當真之後，它也確實發揮了相當實際的作用。這樣一種舊瓶裝新酒式的概念改造，很像先秦文化中「華夷之辨」的觀念變遷——雖然極端的排外主義者無時不有，876但總體來說，在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華夷之別的判斷標準，從原先的血緣認知變成了文化認知，開放性更強了；張載的宗子與宗臣之論，也使宗法關係由舊有的血緣政治結構變作了哲學本體論，觀念上的宗法想像變成了維繫社會秩序的一條紐帶。
2．信用從何而來與儀式力量
春秋時代的人們已經隱隱感到由世界的漸漸變大而帶來的諸多麻煩了，好在，道德雖然顯而易見地開始滑坡，但鬼神信仰仍在約束著人類的行為。很難否認的是，在維護社會穩定的意義上，宗教的作用是相當巨大的（雖然它的破壞力也同樣巨大），從侯馬盟書把最終裁決訴諸於鬼神便可以窺見一斑。
但事情並不這麼樂觀，因為周人在信仰層面上的一個最大特色就是更加重視人事而對上天有點懷疑了。現在從考古發現上可以看到的一個相關現象是：周代的青銅禮器普遍比商代的製作要粗糙很多，這「可能因為青銅禮器已失去原有的宗教意義，僅僅是一種傳統。」877——無論如何，以往那些商朝人是篤於信仰的，那麼，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如果天命與鬼神當真法力無邊，周革商命顯然是不可能的。也許正是鑑於此事，周初的統治者玩起了兩面手法：對自己的族人強調人事，對被征服的殷商遺民大談天命。這一手法蘊涵著高妙的政治技巧，正如迷戀征服世界的亞歷山大大帝對被征服者之所為，也深合拿破崙那句名言的精髓：「如果讓我統治猶太人，我會重建所羅門神殿。」
當然，鬼神的約束力不可能一夜之間消失殆盡，或者說，周人對鬼神的信仰只是相對殷商而言有了動搖，卻絕非被什麼唯物主義給顛覆掉了。取侯馬盟書中「委質類」的盟書為例，這一類盟書通常都是某些家臣脫離了原來的主君，投奔到新主君這邊宣誓效忠，這是要在新主君的宗廟裡舉行神聖儀式的，要在這裡向新主君的先君亡靈剖明忠心，一種新的人身依附關係就這樣形成了，而對這些人來講，主君的利益從此高於一切，這種觀念在當時是天經地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