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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胡、陸兩說聯繫時局，問題出現：夷狄之人如果也講禮義了又該如何？
這樣的事情還真的發生過。北宋名相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稱遼與西夏「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中國的文明優勢人家應有盡有，而人家的勁兵驍將又為中國所不及，這樣的夷狄已經遠遠不是上古的夷狄了。1531
元代的華夷問題更加趨向於以文化而非種族為標準，所謂「光景百年都是我，華夷千載亦皆人」，1532天下自當有德者居之、有德者治之，而這個「有德者」不一定非得是中國本土之人，1533而明初大儒宋濂《進元史表》徑稱元朝「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1534至於歷代科舉之比較，「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1535如此則元明易代實為朝代更迭，而非驅逐韃虜。
更有甚者的是，宋金對峙期間，在北方推行儒學仁政的金世宗大行儒家仁政，居然獲得過「小堯舜」的稱號，1536那麼，蒙元只要有了「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也就由夷變夏了麼；反之，華夏若是消沉，也會墮落為列國之一，甚至成為夷狄。1537但是，如果說元人接受了漢文化的影響，在文化層面上已經成功完成了由夷變夏的過程，於是得到了漢人知識分子的認可，但至少在謝枋得那個時代里事情恐怕還不是這樣。
從歐陽修所修的《新五代史》的遭際上似乎也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這部《新五代史》是以《春秋》筆法和尊王攘夷的主旨而著稱的，入南宋以後越來越受到重視——當時宋、金兩國南北對峙，北方的金國明令廢除《舊五代史》，只用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而南方的宋國正值理學盛行，也很推崇《新五代史》。南北兩方，一夏一夷，怎麼可能在史觀上如此不約而同？攘夷的思想難道就沒有令金國感覺難堪麼？——柴德賡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而得出的答案是：「我們當初不明白，為什么女真人也尊信歐史，以為女真與契丹相類，提倡歐史，於女真沒有什麼好處。原來照歐陽修的主張，即使『夷狄』入於中國，稱皇稱帝，仕於其朝者仍應為其效死盡忠，這叫做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因此，金章宗提倡歐史，有益無損。」1538
君臣之節，即范質的那個難題。在易代之際，即便是以夏變夏，臣節也依然要守。這問題到了清代，由陸世儀給出了一個方案：新朝當以學校安置前朝故老，敬之以師而非君之以臣。這是一個兩全的方案，畢竟「道乃天下後世公共之物，不以興廢存亡而有異也」。1539
異族入主中原，總會遇到統治合法性論證的問題，舊有的春秋大義便難免遇到新的挑戰，或被賦予新的解釋。
（四）明代：靖難之變與克段新解
明代是經學的喑啞期，思想高度統一了，難免會失去一些活力。顧炎武描述這一時代的風氣：自宋末至明初，是經學人才鼎盛的時期，接下來就是八股文大行而古學因此荒廢，官定的《四書五經大全》統一思想而經學因此衰亡，方孝孺被誅十族而臣子的節操自此而變。洪武、永樂之間實在是世道升降的一個轉捩點。1540
顧生當明、清易代的亂世，縈繞於心的難免是明朝何以敗亡的原因。他也和當時許多漢人知識分子一樣把這個原因追溯到了明朝初期的洪武、永樂年間：八股取士和《四書五經大全》分別從形式和內容上統一了思想，1541殺方孝孺十族為世人展示了骨鯁之臣的悲劇下場，前者利誘，後者威逼，人才奴才化似乎便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了。人才更關心理想，奴才更關心活命，這也是人之常情。
甲申變後，南明弘光小朝廷瑟縮南京，在為時不過一年的統治里，諸多政治舉措屢屢遭到時人乃至後人的詬病，被譽為德政的大約只有一項，即恢復建文年號、補諡遜國文臣。這一補諡就一下子補諡了七十五人，方孝孺名列第一，被諡為文正，1542這是文臣的最高榮譽了。此時距離當初的靖難之變，經歷了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十五代明皇世系，歷時已愈二百年。
雖然這個補諡工作很有幾分倉促上馬的嫌疑，1543但考慮到當時強敵環伺的動盪時局，即便補諡有些錯誤也並非不可原諒，然而，由強敵環伺這一實情所引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何在這樣火燒眉毛的時刻里，恢復建文年號與補諡遜國文臣這樣看似遠非當務之急的事情會在士人心中具有如此非同尋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難道給二百多年前的那些政變死難者平反要比趕緊整軍經武以應大敵還來得緊迫不成？
也許這確是當務之急——可以參考此一舉措的先例：宋代對元祐黨籍學術之禁的恢復、對司馬光的平反，便是在風雨飄搖的靖康年間。1544
無獨有偶，在弘光小朝廷很快覆亡之後，南明的另一支短命政權——遠在更南的福州的唐王隆武朝，竟然也出台了相似的政策：恢復建文年號，為方孝孺建祠堂祭拜，更有甚者的是，還鑄了永樂名臣姚廣孝的鐵像跪於方孝孺祠堂階下。這很容易便讓人聯想起西湖邊上岳飛墓前的秦檜鐵像，二者仿佛如出一轍，旌忠懲奸之意昭然於天下。而在這個時候，清軍已經攻下浙江，早已降清的崇禎朝名將洪承疇正用高官顯爵來引誘隆武朝擁有最高軍政實力的鄭芝龍，這讓海盜出身的鄭芝龍頗為動心，說到底，他之所以支持隆武政權只不過是在做一場政治投機罷了。於是，鄭芝龍藉口抵禦海盜，在清軍的前進路上盡撤關防，隆武政權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