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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公的婚姻問題如果按後儒的標準，再說得武斷一些，就是「再娶」，在第一次婚姻之後又娶了仲子，戴震就持這種觀點。戴說《春秋》開始於隱公，當先便有三宗罪，第一宗就是惠公再娶，違背禮制，魯國後來的禍患其源頭就在魯惠公身上。644
的確，從這個角度來看，嫡庶尊卑的名份和秩序還真是很重要，如果惠公嚴格按照當時的婚姻法和繼承法（如果當時確已完善的話）辦事，就可以省去後來的很多麻煩。現代人常常以為這些名位尊卑之說迂腐落後，甚至滑稽可笑，殊不知它們在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的意義上確曾發揮過極大的功效，而無論這些規則在周代社會的真實情況到底為何，至少後儒沒少以之當作各自時代里的政治與道德的準繩。對於絕大多數的古代政治家和政治學家來講，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任何有可能危害社會穩定的思想和行動都要受到嚴厲的制裁。這樣的思想，貫穿了《春秋》一經三傳。
8．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1）何休與鄭玄的論戰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這句話才是《左傳》嚴格意義上解經的開始，而前文孟子、聲子、仲子那些內容則是「先經以始事」（杜預語），把一段經文敘事中的前因交代清楚。
在經學史上，為《左傳》作疏通整理工作的，劉歆可能是第一人。其時正值公羊學大興，劉雖力挺《左傳》，但畢竟也受到了公羊學風的影響，在《左傳》里發掘聖人的微言大義。學者們普遍認為，劉歆既無法全然擺脫時代大風氣的影響，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時人普遍把《公》、《榖》當作經學，認為這兩部書是真正的《春秋》之傳，而《左傳》不過是一部獨立成章的史書罷了。儘管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左傳》的史料價值遠遠大於另外兩傳，但在當時，如果《左傳》不被鑿實為與《公》、《榖》相同的《春秋》之傳，肯定不會獲得官學經典的地位。
於是，劉歆治《左傳》，也多有公羊風格，就以這句「不書即位」來看，便被發掘出「不書」和「不稱」的所謂「義例」——也就是說，凡是《左傳》記載「不書」，都代表著聖人的某些意思，凡是「不稱」，也代表著聖人的某些意思。這樣的一種解讀無論正確與否，確實影響到後世史書的書寫體例，645但如果僅從文法和字義著眼，恐怕很難看出其間究竟有什麼實質性的差異。
的確，在一些經師（如服虔、賈逵）那裡，「不書」意味著這樣一層涵義：原版的魯史《春秋》在這裡其實是記載了魯隱公的即位的，孔聖人在修《春秋》的時候出於某種深刻的考慮，把即位的文字給刪掉了。
反方意見肯定也是堅強地存在著的，杜預和孔穎達就說：隱公是攝政，根本就沒行即位典禮，既無即位之事，當時的史官自然也就沒記，而孔子沿用魯史舊文，也沒給添上一筆「公即位」，《左傳》跟著解釋一下，這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646
顯而易見，雙方論辯的焦點集中在魯隱公到底是「即位」還是「攝政」。《左傳》派和公羊派各執一辭，勢同水火。
「時將古意參前哲，不肯多端誤後人」，647作為公羊學的一代宗師，何休對《左傳》學的興起忿忿不平，因而著書三部：《公羊墨守》、《榖梁廢疾》、《左氏膏肓》，是為「三闕」，時人認為其言理幽微，不是一般人能夠領會的。648何休的意圖是：堅定捍衛公羊學，堅決打倒另外兩派。這意圖單從書名上就看得出來，所謂「墨守」，即取先秦墨家善於防守之喻，「廢疾」和「膏肓」俱含貶義。
何休在《左氏膏肓》里力駁隱公攝政之說。因為《左傳》學家拿周公攝政之事作為攝政一事的參照系，所以何休便著力分析周公攝政和所謂魯隱公攝政的不同：按照古代的制度，諸侯年幼，天子會委任賢能的大夫去輔佐他，並無攝代之義。當初周成王年幼，周公攝政，周公死的時候並不稱「崩」。而魯隱公生稱侯，死稱薨，這分明都是諸侯之禮，哪是攝政？
的確，按《禮記·曲禮》，同樣是死，但不同等級的人有不同的叫法：天子死了叫「崩」，諸侯死了叫「薨」，大夫叫「卒」，士人叫「不祿」，庶人叫「死」，649等級分明，不可僭越。
何休這裡的意思是：當初周公攝政，死時並沒有按天子之禮稱「崩」，而魯隱公卻生稱侯，死稱薨，完全是諸侯之禮，由此可見他並非攝政，而是即位為魯國國君。
何休繼續分析：周公攝政的時候，仍然以周成王為領導，只是幫他管理政務罷了，所有大事都要稟明周成王而後才付諸實施，周公之死又是在致仕之後，所以他的死被稱為「薨」，而不是「崩」，是依諸侯之禮而非天子之禮。可再看魯隱公，所謂攝政，連國君的名份也一併攝了去，以桓公為太子而非國君，所有大事都由自己獨斷專行。最終，魯隱公是在執政的任上被謀殺的，也就是說，他是在死在國君的位子上，所以才生稱「公」，死稱「薨」，這和周公攝政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按《公羊傳》的說法，諸侯是沒有攝政一說的。650
面對何休的咄咄逼人，同時代的另一位經學大師鄭玄起而迎戰。鄭玄是融通今、古文經學的一位集大成者，當時有句諺語「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651服為服虔，鄭為鄭玄，可見其聲譽之隆，而鄭玄與何休這次論戰堪稱漢代學術界的巔峰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