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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左傳》這裡的解經之言可信的話，那麼「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是聖人責備秦伯，這就和「鄭伯克段於鄢」是聖人責備鄭伯一個道理。公子鍼和叔段同屬「匹嫡」之列，但叔段選擇了造反，公子鍼選擇了流亡。孔穎達認為魯史舊文對克段一事的記載應該是「鄭伯之弟段出奔共」，是孔子把它改作了「鄭伯克段於鄢」。孔穎達的闡釋在唐代被尊為官方定讞，細細體會這兩種說法的差別，首先必須承認的是，無論是哪種說法，都不足以讓我們看出事情的真相。
事實上，理解《春秋》的微言大義，基本上都要基於《左傳》對具體事件的具體描述，比如，我們是從《左傳》里得知了鄭莊公和叔段「匹嫡」的狀況，才能從《春秋》寥寥六個字的「鄭伯克段於鄢」里分析出鄭莊公不兄、叔段不弟、雙方如同兩君交戰等等等等。如果沒有《左傳》提供的具體事實，微言大義又該從哪裡體會？
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只有《左傳》而沒有《春秋》，並不會對所謂春秋大義產生多大的影響。單單從《左傳》的記載里，我們完全可以體會到鄭莊公何以不兄，叔段何以不弟，等等等等，用不著在《春秋》的隻言片語上大做文章。——這對許多古代經學家而言是一個很不願意被接受的事實，但是，即便是《左傳》的堅定反對者，在解釋春秋大義的時候依然無法脫離《左傳》的敘事背景。而《春秋》敘事的簡略又給了經學家們無窮無盡解讀義理的可能——即便可以確定《春秋》當真是孔子所作，但孔子遣詞造句的種種真義我們恐怕永遠也無法得知，而一代代的經學家們借著闡發孔學義理的工作構築起了儒學的一塊塊基石，孔子是神聖的，但只是一塊神聖的招牌。
第五章 克段的事件疑點與褒貶分歧
在克段一事上，「三傳」解經各有各說，篇幅都不太長，疑點卻有很多。仔細分析的話，雖然很難找出正確答案，現有的答案卻讓人越想越覺得可疑。
除了在「克」字上的爭議之外，對於褒誰貶誰，對於叔段的出奔，歷代學者提出了無數的意見。孔子的真意究竟是什麼，真理到底在誰手裡，這都是重中之重的問題。所謂重中之重，因為這遠不止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密切地關乎時政的，諸如藩王問題、宗族問題、貴戚問題，都需要從對克段事件的闡釋中獲得相應的理論依據。即如前文講到的漢景帝與梁王這一對兄弟，其關係便與鄭莊公與叔段的關係大為相似，比如王夫之《讀通鑑論》深誅景帝之心，便是從這一關係入手的。1410
話說回來，按《左傳》的記載，叔段兵敗之後並沒有被鄭莊公殺死，而是流亡到了共地，是稱共叔段。作為鄭國公子，叔段逃到共地的這種情況在《春秋》當中應該被稱為「出奔」，也就是說，如果《春秋》的體例完備而嚴謹的話，在這裡還應該有一句「太叔出奔共」，形式如《春秋·桓公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或如《春秋·桓公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等等。但是，叔段的出奔卻被《春秋》「遺漏」了。在一眾經學家的眼裡，《春秋》是孔聖的萬世垂法，不可能存在這種遺漏，所以，這個遺漏肯定是聖人故意為之的，其中一定有什麼深刻的涵義等待我們的細心發掘。
孔子的微言大義如同達文西密碼，讓兩千年來無數的睿智之士前赴後繼。從這層意義上說，經學就是密碼學，而這一密碼學中的公理就是：密碼是當真存在的。以下繼續作一點管中窺豹的工作，看看不同時代的專家們是如何以不同的風格與方式來孜孜以解碼的。
（一）救時之弊，革禮之薄·啖助、陸淳、趙匡的學術革命
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太平盛世驟然冰消瓦解，這也在思想領域裡促成了一場革命。——政治要想搞得好，就得有高明的政治思想來作指導，那麼，時政的情形既然不算太好，這是否說明現有的政治思想還不夠完善？啖助、陸淳、趙匡這三位《春秋》學的大家回顧學術歷史，覺得「三傳」以及專研「三傳」的前輩名家們把路線走錯了——《春秋》不應該僅僅被追溯到周公制禮，其意義更不僅僅是黜周王魯或者褒貶勸誡，前代學者們這麼講，雖然也得了一些《春秋》真諦，但流於表面，未能達到《春秋》的真正內核。
那麼，孔子修《春秋》到底有什麼深意？啖助說道：「孔子的深意究竟是什麼，『三傳』並沒有明文記載，解『三傳』的學者們則各說各話。搞《左傳》的認為《春秋》意在秉承周公之志，在周德衰落、典禮喪失的情況下，孔子根據魯國史料編纂《春秋》，考其行事，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杜預就是這一派的代表。搞公羊學的則說：孔子作《春秋》是黜周王魯，變姬周之『文』而從殷商之『質』。何休就是這一派的代表。而治《榖梁傳》的卻說：平王東遷之後，天下板蕩，王室衰微，孔子很痛心，於是作《春秋》以褒善貶惡，給天下確定是非標準，使好人安心，使壞人害怕。范寧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三家各執一辭，但是照我看來，他們誰也沒說到要點。這三家既然在宏綱大旨上就走偏了，等而下之的那些解說就更加離題萬里了。依我看，《春秋》的大旨就是八個字：救時之弊，革禮之薄。」
啖助這個結論的理論根據就是前文講過的夏、商、周三代不同政治特色的流變：夏的特色是忠，忠的弊端是野；殷商上承夏政，政治特色是敬，而敬的弊端是鬼；周人上承殷商，政治特色是文，文的弊端是僿。要想革出僿這個弊端，最好的辦法就是引入夏政之忠。從這三代的政治演變可以看出：所謂文，其實只是忠的末流，也就是說，忠是本，文是末。國家制訂政治綱領，取法於本，其弊為末，如果取法於末，弊病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