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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舜牧貫通隱公世的全部十一年，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不能不說很有道理，而且確實曲折深刻。無論他是否真的探得了聖人真意，至少為讀者列出了這十一年紛繁事件的一個清晰大綱。但是，當我們回顧自漢代以來的這無數歧說，各有各的道理，卻依然不知道孔子究竟要告訴我們什麼。

　　  （五）清代克段解三例

　　  胡安國的巨大慣性一直延續到了清代，李光地為康熙帝講解《春秋》，用的底本就是胡安國的《春秋傳》，經筵講義彙編成書，即清代官學著作《日講春秋解義》。——這些春秋大義是儒臣講給皇帝聽的，重義理而輕章句，到底《春秋》仍被看作是孔子垂法萬世的政治哲學，即康熙序言裡所謂的「帝王經世之大法，史外傳心之要典」。但是，對《春秋》這部聖人大經，康熙帝學得越深，疑惑也就越大：一是越發感覺那些所謂微言大義太離譜了，什麼凡例、變例，什麼稱人以名還是稱人以爵，怎麼看怎麼覺得支離瑣碎、穿鑿附會；二是康熙帝對程朱之學的興趣越來越濃，而越是欣賞朱熹的平實之論，就越是不滿胡安國的空疏作風；再有就是發現胡力主「尊王攘夷」，「尊王」倒是好的，可「攘夷」實在大觸自家霉頭。

　　  所以，終康熙一世，《日講春秋解義》並未刊行，而在康熙帝晚年刊行了一部《春秋傳說彙纂》，書中雖然出於對傳統的尊重而把胡安國的《春秋傳》列於「三傳」之後，卻對胡氏之說作了很大的刪改——「攘夷」從此變成禁區。  

　　  康熙帝為《春秋傳說彙纂》所作的序言裡，批評了那些宗胡學者的在穿鑿附會方面的不懈努力，他們研究得越深，也就離經義越遠，而這部《彙纂》以「三傳」加《胡傳》為主，以集說為輔，凡有悖於經、傳的就刪而不錄。——康熙帝這個標準，聽起來倒很公允，但實行起來有一個很大的難度：歷代經學歧說那麼多，經師們各執己見，但到底誰的意見才是合於《春秋》本旨的，始終都說不清。康熙帝自己也清楚這點，接下來說：司馬遷曾說孔子門下的「七十子」通過口傳心授學習《春秋》，每個人的理解都不相同，在當時就沒有形成定論，所此說來，後儒在千百年之後揣摩孔子的筆削之意實在太過困難了。

　　  康熙帝毫不諱言探求《春秋》本旨「不亦難乎」，說這部《春秋傳說彙纂》只是退而求其次，辨之詳、取之慎，爭取能對屬辭比事之教有些助益而已。1578

　　  康熙帝這麼說，雖然可以看作是一定程度的自謙，但顯然也明白承認了《春秋》所蘊涵的孔子真義恐怕永遠也不可能被發現了。

　　  康熙帝這個說法為官學定了調子，但人們對破解《春秋》密碼的熱情依然不減。即便「名弧石勒誅，觸眇符生戮」，1579文字獄把許多學者驅趕進了訓詁考據的天地，但依然不乏有人立意以訓詁考據的方式來為經典解碼。這部分地是因為文字獄的威力被過分誇大了，1580畢竟社會結構決定社會意識，思想鉗制是專制體制的伴生物，是權力集中度的函數，只要專制尚在，思想鉗制就在。而滿清雖然以君主個人的高度專制著稱，但正如朱維錚說：「由於滿洲君主貴族始終只信仰庇佑過自己祖先的守護神，提倡理學只是作為一種統治術，一種把『以夷制夷』的傳統策略反向運用的『以漢制漢』的特殊手段，並且毫不掩飾他們對於手段本身的疑忌和濫用，因此他們對於經學的異端，非但難得用權力給以制裁，反而經常以縱容或者鼓勵來顯示自己對於奴隸們一視同仁的寬厚，當然要以奴隸不得冒犯主子作為條件。清朝的文字獄，打擊的重點倒是溺於道統正統之類理學說教的迂夫子，便從反面遞送了容忍異端及其限度的信息。正因如此，在君主高度專制的清朝，反而出現了對傳統的經學諸形態逐一予以懷疑和否定的活躍思潮。」1581  

　　  求是之風及於史學，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甚至明確反對史家一貫的褒貶傳統，1582而另一方面，即便是訓詁考據，也並非僅僅只是訓詁考據而已，如惠棟所謂「經之義存乎訓」的宗旨，很多時候訓詁考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永遠是亘古相傳的那四個字：通經致用，1583儘管純粹的訓詁派也占有一方勢力。1584

　　  《韓詩外傳》釋儒為「不易之術也」，釋六經為「千舉萬變，其道不窮」1585，《純長子枝語》謂「儒為有道術之稱」。歸根到底，經學總在秉承著西漢傳統，是術而非學，任憑世界千變萬化，儒者也能從六經當中找出解決方案。如果經學從實用政治學走向象牙塔里的純學術，這應該算是一種令人痛心疾首的倒退，如顏元所謂：「吾儒之學，以經世為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1586

　　  訓詁也好，詞藝也罷，總該為經世服務。即如四庫館臣也提出過經之義理要基於訓詁、史學褒貶要基於事實的主張。1587經學作為政治學，經義之中自須體現大道，學者若把訓詁打通則大道不待求而自現——王鳴盛為此作過一個比喻，說人想食甘，到市場上去買叫做甘的東西，遍尋而不獲，而買了塊糖吃則甘味自現。1588考據與治道的關係便是如此，此為一代之風氣使然，如戴震曾論義理與訓詁之關係，認為從字義之考據出發可以循序而上達於道，1589之所以要細之又細，因為聖人之道「毫釐不可有差」。1590這般義理，並非宋儒《西銘》、太極之類的想像，而是自我得之，自實處得之。1591戴又論到當時人們常說：「經學有漢儒之經學，還有宋儒之經學，前者主攻訓詁，後者主攻義理。」——這確實是清代的常論，當時的學者大多輕視宋學而推尊漢學，反對宋人的空談心性，甚至如馮班所謂「讀書不可先讀宋人文字」。1592而戴震說：這個說法不合情理。所謂主攻義理，難道就可以拋棄經文於不顧而憑空猜想嗎？如果這樣也可以，那人人都可以穿鑿附會，這對經學有什麼好處？憑空猜想的辦法是行不通的，求義理只能求之於古經，而古經距離我們時代太遠，難以索解，所以才需要求之於訓詁。只要把訓詁工作搞通了，古代經文的意思也就會被搞通，聖人的義理也就會明白無誤地顯露出來，自心與之暗合的地方也自然會因之而明朗。1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