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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傳道正統圖。[宋]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叢書集成新編本。223本圖所示的道統傳承並無韓愈，而是從孟子直接二程。錢大昕認為「道統」一詞即本於此書，與傳統說法有異。224
若將儒家的政治理念層面的解釋暫放一邊，就史家求實的角度來看——如《史記·高祖本紀》最後總結性的評論：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司馬遷分別用一個字來概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特色，即：忠、敬、文。
這段文字大意是說：夏朝的政治忠厚質樸，其弊端是老百姓粗俗無禮；所以等商朝接替夏朝之後，政治上便取莊嚴虔敬之道。莊嚴虔敬的政治作風也有流弊，老百姓會迷信鬼神，所以等周朝接替商朝之後，政治上便強調尊卑等級。強調尊卑等級也有流弊，老百姓會變得不誠實。如果要扭轉這種局面，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採用夏朝的忠厚質樸之政。三王之道就這樣循環往復、周而復始。當初周、秦兩個朝代之間，正是尊卑等級制度的流弊發展到最嚴重的時候，補弊之法該用夏朝的忠厚質樸之政，但秦朝反而大搞嚴刑峻法，違背了這一歷史規律，所以秦朝很快就滅亡掉了。漢朝興起，代秦而立，面對上代王朝的政治流弊，相應地採取應變措施，果然就搞好了，漢朝這是得了「天統」啊！
殷質與周文，《論語·雍也》講過文、質互補之道，即「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依宋翔鳳《論語說義》的概括，質之流弊是貴賤無等，文之流弊是以下僭上。225這套理論可以說是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也可以說是他的歷史局限性，其實用效果是可為後世的政治改革張本。226由此而反觀前述張政烺對《史記》當中十二本紀和十二諸侯年表的分析，更覺得有道理了。
朱熹講義理，司馬遷也講義理，歷史循環論如果往前追溯，孟子就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227當時或有一部以「五百」為題的著作，是以「五」為紀的循環論之始。228而今「三統」循環，雖然和孟子的話一樣毫無實證依據，理論的複雜性卻大大提高了一步，殷質與周文的輪迴，這在漢人眼中正是所謂「天人合一」之道。229緯書之一的《春秋元命包》有「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還有「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230所以漢朝是重得天統，以補周文之弊。這是當時最先進的歷史哲學。至於忠、敬、文這三者當真能否循環，後來又有過不少爭議，231但無論如何，物極必反的道理總是存在的。
關於「三統」，進入現代視野來看，顧頡剛曾經作過一個樸素而通俗的解釋：「不知何時，起了一種與五德說大同小異的論調，喚作『三統說』。他們說：歷代的帝王是分配在這三個統里的，這三個統各有其制度。他們說：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周以後又輪到黑統了。他們說：孔子看到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個新統，不幸他有其德而無其位，僅能成為一個『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所以他只得托王於魯，作《春秋》以垂其空文；這《春秋》所表現的就是黑統的制度。《春秋》雖是一部書，卻抵得一個統，故周以後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統之君了。記載這個學說的，以董仲舒的書為最詳。」232
顧說只是言之大略，關於「三統」的說法還有很多，究其原始，這「三統」還並非夏、商、周三代，而是商、周、春秋。公羊家說孔子修《春秋》「黜周王魯」，所以，雖然我們現在視春秋史為東周史的一部分，但在他們眼裡，從魯隱公元年開始，天命便從周王室那裡轉移到魯隱公身上了。233而且，要依著「三統」理論，「春王正月」的正朔問題倒好解釋了，只要排排《春秋》在「三統」當中算哪一統，就用哪一統的正朔好了。
這些說法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似乎不值一駁，但細考《春秋》，卻可以發現一點不知道算不算線索的線索：在全書二百四十二年中，只記載魯國國君的即位，而別說其他諸侯，就連周天子的即位都未曾記過一筆。234
而尤為緊要的是，在古人那裡，這些思想確曾影響著中央政府的國策大計。宋人講「明體達用」，胡瑗的高足劉彝有過一番名論：三綱五常、仁義禮樂，這都是萬世不變之常經，是為體；《詩》、《書》文獻，垂法後世，是為文；經世濟民，歸於皇極，是為用。235此即政教之本，雖一點一滴卻所關者大，不可輕忽。劉彝談到「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這是很有針對性的，當初唐朝科舉取士，詩賦重於經學，餘風及於宋初，這很讓宋代的一些知識分子痛心疾首，認為這樣一來，就把讀書人的關注點更多地引到了聲律對偶中去，聖人的體用之學卻越來越少人問津了。236後來王安石改革科舉，廢除了詩賦取士之制，儘管於致用之道未必當真有效，237但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宋初呼聲的響應，238支持者不乏其人，239甚至連政敵司馬光也譽之為「百世不易之法」，只是批評王安石不該以「一家私學」作為取士標準，240而王的這一改革遂成為科舉歷史上唐代詩賦與明清八股之間的一個轉捩點。所以宋詩比之唐詩，少抒情而多講理，尤其是愛情題材，「從古體詩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體詩里，又從近體詩里大部分遷移到詞裡」，241這便是經學風氣的影響所致。即便是素有空疏之名的道學，對於國政的意義似乎也比文詞要大，清代史家王鳴盛論及此二者，甚至認為宋代亡國有義士，唐代則無，箇中原因就是宋代重道學而唐代重文詞。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