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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聖人的批評一貫對臣子之過重，對君主之過輕。這種輕重之別並不是隨隨便便的，而是長幼之分使然，是尊卑之義使然。
長幼有別，尊卑有序，名分定了，天下也就安定了。這才是聖人的宗旨，所以我是不相信鄭莊公的罪過要大過叔段的。
《春秋》一書中，諸侯之弟，凡是稱弟的，是為了表示血緣之親；凡是稱公子的，是為了表示宗法之情。叔段既不稱弟，也不稱公子，分明是被當作路人了。《春秋》把叔段比作路人，又怎能說是寬恕了他？
鄭莊公不幸有了叔段這樣悖逆的弟弟，應該怎麼作才對？大約效法一下舜對待象的方式也就對了：用禮法約束他，用仁德感化他，給他俸祿卻不使他參政，給他財富卻不給他兵權。而鄭莊公的錯誤，始於姜氏請邑而沒能拒絕，後來叔段擴充武裝而沒能禁止，放縱叔段的愚頑，縱容叔段的暴虐，終於使叔段越過底線，起兵造反，而莊公以兵克之。《左傳》所謂「譏失教」，說的只是這個意思而已。
所謂「克」，是勝之之辭。如果鄭莊公沒能克了叔段，叔段就會克了鄭莊公。《春秋》記作「克段」，是表現叔段的強暴，並為鄭莊公的勝利而稱幸。假使結局相反，叔段克了鄭莊公，大家對經文又該如何作解？
照我看來，體會到《詩經》的宗旨便可以明了《春秋》的大義，可以看明白《春秋》是如何譴責叔段之罪的。畢竟根據名教的原則，不可以重責兄而輕責弟。1504
以上，趙鵬飛為鄭莊公提出的「正確的辦法」是效法大舜，對叔段「用禮法約束他，用仁德感化他，給他俸祿卻不使他參政，給他財富卻不給他兵權」，這其實正是趙自己時代的政治取向，他這是以後世之經驗給古人開藥方。——當初宋太祖分封宗室，便是只給名分和俸祿而不給封國，「賦以重祿，別無職業」，1505親王們都住在開封城裡，可以盡享榮華富貴，卻沒有多大的實際權柄，甚至為了弱化小宗，還剝奪了小宗子女讀書的權利。1506明代的情況也很類似，自靖難之變以後，朱棣以藩王奪帝位，轉而實行削藩政策，於是「有明諸藩，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1507正與趙鵬飛提出的方案相同，從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除了在祖先祭祀和宮廷典禮中的禮儀功能以外，宗室其實是百無一用的皇家造物」。1508
就學風而言，趙鵬飛的議論大體而言仍沒脫出宋學的主流風氣。他也一樣認為歷來的經學家們拘泥於「三傳」，各自護衛自家師說，反倒離聖人的主旨越來越遠了。所以作《春秋經筌》，立意要離開「三傳」而以經解經。趙鵬飛在自序里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三傳」未曾出現之前，《春秋》的意旨究竟何在？
這就是說，《春秋》原本其意自足，意旨並不是只依賴於「三傳」而存在的，如果拋開「三傳」，悉心體會《春秋》的文辭，默會聖人的深意，與孔子作超越時空的心靈溝通，這才更可以窺得聖人的真意。1509
趙鵬飛的這個思路在操作上是不太可能的，但他顯然比前述諸君應用到了自成一格的方法。趙的上述推論基於這樣三個前提：一，《春秋》是孔子所作；二，《詩經》是孔子所刪訂；三，《春秋》之旨就是名教之旨。以現代眼光來看，這三個前提未必都是足夠牢靠的，所以要麼作為假設，要麼作為公理。而應用《詩經》來闡釋《春秋》，趙對《毛詩序》的質疑是很有幾分道理的，但他自己對兩首《叔于田》的理解未必比《毛詩序》更合情理——純粹從字面上看，似乎只能讀出詩歌作者對叔的讚美，既無法判定詩中之叔就是叔段，更無法讀出趙鵬飛讀出來的「橫」和「暴」的意思，所以，「橫」、「暴」兩字依然是得自於《左傳》的影響。這樣看來，趙的論述雖然條分縷析、步步為營，但就算不問三大假設的可靠性（這就有些苛責古人了），至少整個論證過程沒能做到自洽。
但是，究竟又有幾個人達到自洽這個基本標準了？我們只看到歧義紛呈，都能言之成理，但《春秋》的真諦究竟是什麼（如果真有這個真諦的話），卻越來越讓人看不清了。
9．經學理學化，孔子朱子化
自宋代以後，整體的學術風氣大約可以這麼來說：經學理學化，孔子朱子化。
現在常說「四書五經」，仿佛「四書」是很要緊的東西。所謂「四書」，《大學》和《中庸》本來都是《禮記》里的單篇，而《論語》和《孟子》原本也都屬於諸子書。《禮記》、《論語》、《孟子》在漢代都曾立過博士，列為經學，但在群經之中地位並不太高。到了唐代，官學「九經」當中便只有《禮記》了，而《論語》和《孟子》到了宋代才又被列入「十三經」之內。
宋代，這四部書先是受到了二程的大力提倡，認為是儒學入門的東西，直到朱熹才把他們彙編在了一起，順序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認為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次序，並為之作注，作為初學者的入門教材。
朱注「四書」到了元代才被定為科舉教科書，學生們不但要背「四書」本身，還要背朱熹的小注，經學格局至此又為之一變。
從前文已經可以充分看出，所謂經學，大體上可以說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東西，牌匾上永遠號稱孔子聖學，事實上孔子的真意永遠是含混不清、一時一變的。周予同曾有一段文字，立意是要說明治經學史的重要性，但也很適合拿來說明一下「羊頭」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