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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當與權利和義務有關。說到義務，諸侯對天子的貢賦是有高低之別的，《左傳·昭公十三年》載子產認為鄭國位卑而貢重，從而據理力爭，說道：「從前天子製法，貢賦的輕重是根據諸侯地位的高低來決定的，位卑而貢重的是甸服，『鄭伯男也』，卻讓我們按照公、侯的標準納貢，我們恐怕力所不能及，因此請求減免。」721
在子產這段爭辯里，有一句話很難斷句，即「鄭伯男也」——到底是「鄭伯，男也」，還是「鄭，伯男也」，不易確定。至於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歧說就更多了。722簡而言之，依前者而論，鄭伯的身份是男爵，這顯然與事實不符；依後者而論，伯、男則屬於同一個等級。聯繫一下上下文，子產先說了「位卑而貢重的是甸服」，接下來說「鄭伯男也」，那麼無論是伯男還是男，指的應該是服制而非爵制，伯男與甸服對舉，當是與甸服屬於同樣的一個分類體系當中的。
從《尚書》及金文來看，服制之分確實是西周史實。723常有人以子產這段話來說明爵位與貢賦的關係，似乎不夠嚴密，因為子產的話僅僅說明了服制，卻沒有說明爵制。
在爵位所涉及的權利與義務中，再來看看權利。權利最切身的自然就是待遇。周人的待遇標準主要是看采邑，也即上文所謂「授民授疆土」。侯志義《采邑考》表述這種關係為：「采邑大小是由爵位的高低決定的，所以爵位是賜采的先決條件。」724這就是說，如果想得到更大的采邑，就得有更高的爵位才行。
這是一個非常合情合理的邏輯。侯文隨後引了兩條史料來說明「爵位一定，祿俸亦隨之而定。《禮記》（卷十一）《王制》說：『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國語》載叔向之語，說：『爵以建事，祿以食爵』（《晉語八》）。道出了這一事實。意味按職務定爵位，再以爵位來立食祿。爵位一旦確立，則祿俸隨之而來。而爵既有等，所以食祿自然便顯出差別來了。祿與爵的關係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西周時候，物質交換不普遍，貨幣經濟不發達，天子、諸侯雖然賞臣下以貨幣（貝）、物品，但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作為裝飾使用的。而按爵以食祿之『祿』，便只能以土地來充當——文獻稱作『祿邑』。因在為農業已居社會經濟首位的西周時期，土地成為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成為寶中之寶，故以地為祿，是再好莫過的，也是事物發展之必然。」725
這個說法最是合理，既合於人之常情，又合於周代社會的森嚴等級，但缺憾是：第一，這依然是分高低等級的；第二，這兩條史料有點問題。
關於《禮記·王制》，前文已經說過，通篇都像是烏托邦的圖紙，至於具體這句「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用王文錦的翻譯，意思是「工作稱職然後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後才給相應的俸祿」，726但這話還有上下文的，前一句是「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意思是「凡是任命人才，一定要先考查他的人品才能，考查清楚了然後交給他工作」，接下來才是「工作稱職然後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後才給相應的俸祿」。這種情況更像是春秋以後的人才聘任制度，而不是西周時代的分封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是說「給俸祿」，而不是「授民授疆土」。
至於《國語·晉語八》叔向的那段話，也要聯繫上下文來看。整個故事是說，秦國的後子逃到晉國做官，跟隨的車子有千輛之多，楚國的公子干也逃到晉國做官，跟隨的車子只有五輛。叔向當時是晉國的太傅，掌管官員俸祿。韓宣子問他打聽秦、楚這兩位公子的俸祿標準，叔向說：「大諸侯國的卿，給五百頃田賦的俸祿，上大夫給一百頃田賦的俸祿，這兩位的級別都是上大夫，都給他們一百頃田賦當俸祿好了。」韓宣子很不理解，問：「這兩位一貧一富，為什麼給的俸祿都一樣呢？」叔向回答說：「按照職務授予爵位，再根據爵位的高低確定俸祿（此即『爵以建事，祿以食爵』）……」727
叔向說的這事，和上述《禮記·王制》一樣，說的是聘任制，而不是封建制。這個聘任制，說得寬泛一些，比如春秋時期的孔子，戰國時期的孟子，被外國國君給以高薪，這些事都是有的。但孔孟他們拿的薪水再高，也沒有獲得封地，屬於孟子所謂「異姓之卿」，而非「貴戚之卿」。這就像現代的一些職業經理人，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這薪水也正如叔向所謂的「按照職務授予爵位，再根據爵位的高低確定俸祿」，還要核之以業績等等，但他們無論薪水再高，卻拿不到公司的股份。這是春秋時代一大制度之變，尤其到戰國時代，郡縣制度開始發展，地方官拿的薪水雖然也有采邑之名義，但實際上只是收取某塊地方的田賦而已，如叔向說的「給五百頃田賦的俸祿」云云，只是給俸，並不給地。所以，以這些資料來解釋五等爵顯然是不合適的。
說到聘任制的爵位，可以參考一下商鞅變法時候的秦國二十爵。據宋人魏了翁考證，商鞅的二十爵並非全部出自原創，而是春秋時代已有一些，被商鞅拿去加工改造罷了，至於那些爵名的意義，已經無從考證了。728而聘任之爵和宗法分封之爵不可混為一談。（這些《左傳》里出現的秦爵名曾被人拿來質疑《左傳》為秦後之書，毛奇齡還為之作過辯護。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