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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何休的解釋，《春秋》托魯隱公為始受命王，而邾儀父是第一個前來和魯隱公會盟的，所以孔子借著邾儀父來彰明褒獎之法。799何休的這個結論是來自邾儀父之稱字——他說：邾國在春秋之前已經失去了爵位，按規矩應該稱名（邾克，即國名＋人名），也即「在名例爾」，但這裡偏偏稱字，自然是褒獎之意。800何休解釋「漸進」也是這個思路，意思是邾儀父雖是個小角色，但率先投靠，值得表彰，以告來者。801
孔廣森的解釋與何休稍有出入。孔說魯隱公有賢讓之風，邾儀父受到感動，前來會盟，值得褒獎，而邾國後來又追隨「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齊桓公前往勤王，被周天子授予爵位，這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所以，在隱公元年邾儀父會盟魯隱公就是邾國邁出了進步歷程的第一步，是謂「漸進也」，這是值得褒獎的。802
孰是孰非很難判斷，況且說法還遠遠不止兩種。再如其《春秋傳》歷宋、元、明三代官學正統的胡安國，雖然也明確肯定孔聖人在稱謂上暗寓褒貶，卻說「中國之附庸例稱字」，為了自洽，又把附庸分作了中國之附庸與夷狄之附庸，而這就意味著邾儀父並沒有受到孔子的表彰，而是照《春秋》的記事規則理當稱字。胡揣測孔子的想法，上承何休，認為春秋大義在於「公天下以講信修睦」，而會盟那套搞法既要宰殺牲畜、又要歃血發誓，神神鬼鬼的，絕不會是孔子所推崇的。
不僅如此，胡安國還把這次會盟稱為「私盟之始」，言下之意似乎是對魯隱公和邾儀父背著周天子搞這種勾當很是不滿。所以，胡最後還特意點了點公羊一派說：有人說經文這裡是因邾儀父第一個來與魯隱公會盟而稱字以示褒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803
胡的這個解釋在暗示著「時代不同了」，及至清代，毛奇齡批駁此說，認為胡安國自創義例，禁不起推敲。毛的看法是：胡把附庸分為中國與夷狄兩類，前者例稱字，後者例稱名，此說於典無據。尤其可怪的是，胡以邾儀父為中國之附庸，以郳犁來為夷狄之附庸，而這兩者同出邾子之後，何來中國與夷狄之分？胡安國生編亂造竟一至如此！804
邾儀父與郳犁來，一為大邾，一為小邾，同源而出，同在山東境內，又同屬附庸。小邾與郳為同國異名，小邾指邾國分支，郳指立國之地。即便按文化標準來分別諸夏與夷狄，據《顏魯公行狀》，春秋有邾武公，名儀甫，字顏公，後世以其字為氏，是為顏氏，因國附庸於魯，故子孫世代事魯，孔門七十二弟子便有顏氏八人，著名的顏淵便在其中，顏真卿亦是其後。805
這樣看來，大邾與小邾分屬諸夏與夷狄之附庸的說法實在是不可靠的，毛奇齡批評之嚴厲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趙伯雄對此有這樣一番議論：「但在胡氏當年，卻是激於時事，有所為而發，為的是要高揚民族意識，有意貶夷狄而進中國；毛奇齡則身處滿人統治已趨穩定之清初，不能或不願再強調華夷之辨，故有可能做更為客觀的研究。而對胡氏之筆端微意，恐怕未必能夠理解，也就更談不到同情了。」806
此一問題雖然解決，卻帶出了兩個枝節問題。一是上述顏真卿的家譜未必可靠，已受到顧炎武的大力質疑，807二是毛奇齡也在同類問題上受到過別人同樣的質疑，即徐時棟《徐偃王志》論毛奇齡以徐國為戎之謬，認為《春秋》「戎則戎之，徐則徐之」，判然有別。808
胡安國解經「激於時事，有所為而發」，而同類型的闡釋早在北宋大儒孫覺的著述中便已出現。孫覺和王安石、蘇軾他們是同一代人，宋代《春秋》學自孫復以來都以「尊王」為基調，蘇軾發揮為「《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809孫復更開了「《春秋》有貶無褒」的先河，孫覺即承襲其說。孫覺《春秋經解》說會盟這種事是亂世才有的，正因為王綱解紐，諸侯又各懷心腹事，結果忠信絕跡、詭詐交作，大家這才頻繁歃血結盟。如果大家都是老實人，言出必行，根本用不著詛盟要誓。所以《春秋》凡是記載會盟的，都是在罵那些會盟者呢。810
這就是宋人的典型議論。再如王皙《春秋皇綱論》有一篇專論「朝會盟」，說諸侯為天子守土，未得王命就不能出境，但《春秋》中儘是諸侯私相會盟的，這分明就是「不臣之跡」！811（專制時代尤重此理，如清代對民間歃血結拜異姓兄弟這類事情都要歸為謀反罪，以死刑相威脅。812）
說法太多，實在會讓讀者為難：邾儀父會盟魯隱公，這到底是對是錯？
疑義還遠遠不止這些。以上幾位學者是以義理來作推論的，但攻擊之重點僅在會盟而不在褒貶，如胡安國雖然否認邾儀父之稱字，卻贊同稱名與稱字的褒貶義例。而到了另一些學者那裡，從考據入手，兼及義理，連這種褒貶之說也一併懷疑起來了。
早在唐代，陸淳的《春秋集傳辨疑》引趙匡之論，說前代學者看到《春秋》後文有個邾子克，就把邾儀父和邾子克當成一個人了，其實這是兩個人：邾儀父沒被周天子封爵，所以被稱作邾儀父；邾子克接受了封爵，所以才被稱為邾子克。而且，儀父也不是字，而是名，正如魯國的季孫行父和晉國的荀林父，雖然都有「父」字，其實那是名而非字。況且從道理上講，附庸之國如果沒有勤王之功，僅僅是與大國會盟交好，無非自利而已，有什麼值得表揚的呢？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