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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說的這位衛國女子是衛懿公的女兒，她被收錄進《詩經》里這首詩就是《鄘風·載馳》。《列女傳》講過這件事情的詳細經過：當初，齊國和許國一起來衛國求婚，衛懿公想把女兒嫁給許國，女兒卻說：「齊國是大國，離我們也近；許國是小國，離我們又遠。如果把我嫁到許國，將來要是我們衛國有了難處，有誰能來幫助我們？」
但衛懿公沒有接受這個意見，還是把女兒嫁到了許國，這就是許穆夫人。後來狄人攻破衛國，許穆夫人憂心如焚，想要回國救亡，卻受到了許國大夫們的阻攔，憂憤之中寫下了這首《載馳》。1386
高子問孟子的就是這件事。許穆夫人當初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婚姻，這是有違禮數的，她的詩怎麼可以被收入《詩經》？——高子的話同時還透露了這樣一個信息：一篇作品，如果作者本人道德有虧，作品再好也是不值得流傳的。這與其說是道德苛評，不如說是人之常情，人們總是愛屋及烏，也總是難免恨屋及烏。
面對高子的問題，孟子的回答是：許穆夫人的初衷是值得稱讚的。如果沒有這份初衷，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婚事當然是不合禮的。就像伊尹作為臣子放逐了作為君主的太甲，假如沒有伊尹那份良好初衷，這樣的行為就是篡逆了。處事的方法有兩種：恆久不變的原則叫做「經」，變通而合宜的措施叫做「權」。許穆夫人的所作所為只是通達權變罷了。1387
有經有權，既講原則也講變通，這也就是孟子那個著名命題「嫂溺援之以手」的道理。用現代語言說，就是既要講原則性，也要講靈活性，但靈活性必須以更大的原則性為依歸，即「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1388或者說以權補經，而非以權破經，正所謂「法不能無弊，有權則法無弊」。1389經權之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祭仲廢君，《公羊傳》贊其知權。1390如何判斷這個「權」是否合適，辦法就是「原心」。在許穆夫人這個例子裡，經過一番原心，可以認定許穆夫人的所作所為屬於權變，所以就可以免去非禮的罪過。還可以進一步設想一下：如果由董狐把這件事記載到史冊里去，許穆夫人那些「非禮」言行的本身很可能就會被完全抹去的。
而另一方面，祭仲也好，許穆夫人也罷，是否真的知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要藉助這些故事以闡明知權之義。乃至魯隱公是否真有讓國之心，齊襄公是否真有復仇之意，宋襄公是否真能行仁義之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藉此來闡發讓國、復仇與仁義的義理，這就是公羊家的「《春秋》借事明義之旨」。《春秋》因此而成為一部寓言之書，史實的真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其中所要闡明的義理，如皮錫瑞所謂：「論《春秋》借事明義之旨，止是借當時之事作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1391其理論依據就是孔子所說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392如此，則考據精當、邏輯自洽反而屬於章句小道，如馮班稱道漢儒：「漢儒釋經不必盡合，然斷大事，決大疑，可以立，可以權，是有用之學。」1393
如果在「原心定罪」、「借事明義」與「有用之學」的經學背景下再來考察鄭伯之克段，能否把事情說得圓倒在其次，關鍵是要闡釋出「正確」的政治哲學。再看杜預，他認為叔段明明是出奔而《春秋》書之為「克」，是孔子特意更改舊史，用這個殺氣騰騰的「克」字表現鄭伯的殺弟之心。應該可以這樣理解：所謂「鄭伯克段於鄢」其實就是「鄭伯殺段於鄢」，就像明明是趙穿弒君，董狐卻記作趙盾弒君一樣，並不是描述事實，而是誅心以示大義。
經學要講的是政治正確，為了這個高尚的目的可以罔顧事實。所以，「鄭伯克段於鄢」的經學涵義就是：鄭莊公這個不稱職的哥哥殺了叔段這個不稱職的弟弟。即便《左傳》明文記錄了叔段並未被殺，而是出奔共地，但在政治正確的意義上，叔段確確實實被鄭莊公給殺掉了。於是，叔段便在「事實上」被鄭莊公給殺掉了。
劉炫在這點上解釋得非常到位，他是把「克」字理解為攻殺的意思，說道：《春秋》用「克」字並非寫實，而事實上叔段是出奔，並非被殺。正因為《春秋》的這個記載不符合事實，所以《左傳》出來解釋，說「克」字描寫的其實是鄭莊公的心理事實。孔穎達在劉炫的基礎上繼續發揮，說：孔子書「克」不書「奔」，準確寫出了鄭莊公的險噁心理，表達了對鄭莊公的貶抑之情。1394
《春秋》所衍生的這種思想實在影響深遠，我們不必把目光放得太遠就可以看到無數的例子。比如幾十年前書報雜誌刊登的一些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歷史照片，在政治上被打倒的人同時也會在照片上消失——這些底片挖補工作就是新時代的春秋筆法，當一個人在「義理正確」的層面上被打入另冊之後，在「事實正確」的層面上便也跟著不復存在了。
《左傳》對鄭莊公的批評一個是「譏失教也」，一個是「謂之鄭志」，學者們普遍認可《春秋》對鄭莊公持批評態度，對批評的輕重程度卻很有分歧。漢代經學大家服虔認為鄭伯從一開始就處心積慮想要殺掉弟弟，所以故意養成其惡，等火候一到自己就放手來做。而孔穎達則以為：《春秋》只是責備鄭莊公對弟弟「失教」，並沒說他一開始就有殺弟之心，因為從邏輯上講，如果鄭莊公一開始就意在殺弟，這叫做「故相屠滅」，哪還說得上什麼「失教」？而且國君處置臣下，扼殺謀逆於搖籃之中是理所當然的，就算臣下惡行未彰，國君也大可堂而皇之地生殺予奪，何必非要等待惡行徹底暴露的那一刻？所以服虔說鄭莊公從一開始就有殺弟之心，這就屬於誣衊了。1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