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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的話顯然更合「常理」，而且，倒也符合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價值是由勞動必要時間決定的，王安石之論應本於桑弘羊，大約可以站到奧地利學派的陣營里去——在前者而言，價值是客觀的、靜態的；在後者而言，價值是主觀的、動態的。905雖然現代人已經可以判斷出在這一問題上王安石是而司馬光非，但使我們做出這一判斷的理論依據卻僅僅近在1870年代才剛剛成型。
所有這些都在告訴我們，那些「致君堯舜上，但使風俗淳」的雄心壯志都因為脫離了休戚與共的小社會的環境而註定導致一次次的事與願違，對集體主義的追求也同樣如此，但是，在承認人類利己心的基礎上，在大社會的小社群里以促進重複博弈的制度設計來「但使風俗淳」或許是個可行的辦法，這大概要比兩千年來經學家們不懈地發掘孔聖蘊涵於《春秋》之中的微言大義要管用一些。——話說回來，魯隱公和邾儀父的蔑地之盟讓經學家們充分發揮了一次對「背信棄義」與「世風不古」的道德說教，而現代經濟學的邊際效用理論總算可以讓我們對這些古老的道德說教以及泛道德化的社會方案的有效性作出一個比較清晰的判斷了。
5．社會進化與歷史進步
長久以來，許多經學家都持有一種社會退化觀。單單從蔑地之盟這個例子來看，退化的過程也是相當顯著的：從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到歃血為盟，再到人質成風。而一種較為現代的主流觀念則與之相反，懷有一種歷史進化觀：無論如何，社會總是向前走的，總會越來越好的，雖然某些時候會有這樣那樣的倒退，但總體而言，畢竟在「曲折上升」。——這種想法或許和進化論的流行有關，但不妨想想：從傳說中的堯舜時代到歃血為盟的時代，再到人質成風的時代，到底該算進化還是退化？
顯然，不同的標準會導致不同的答案，韓非子就曾經逆潮流而動，認為「古之天子」不如「今之縣令」906，但對一個更多地致力於追求道德生活的人來說，堯舜時代或許更有吸引力。——這就給了我們另外一個視角來看待春秋時代所謂的「禮崩樂壞」和進化論所謂的「進化」問題。
詞語經常有一些奇妙的暗示力量，政客與商人往往深諳此道，比如頭等艙之後不是二等艙、三等艙，而是經濟艙，找不到工作不叫失業而叫待業，國企工人回家不是失業而是下崗。「進化」一詞也含有這類暗示效應，它意味著演化過程是進步的、是漸趨美好的，由此而暗示出存在某些「進化規律」和「歷史發展的規律」。
如果可以這樣來理解「進化」這一概念，那麼，伯特蘭·羅素的推論大可以鼓舞我們：「假如進化論的倫理學能夠成立，那麼對於這個進化過程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大可漠不關心。因為無論它是什麼，都可以由此證明它是最好的。」這番話後來被哈耶克當了靶子，哈耶克說：「我不認為集體選擇的傳統造成的結果肯定是『好的』——我絲毫不打算主張，在進化過程中長期生存下來的另一些東西，譬如蟑螂，也有道德價值。」907
其實，羅素和哈耶克遠沒有像我們那樣會受到「進化」一詞在詞語的暗示意義上的干擾——如果可以把evolution翻譯為「演化」而不是「進化」，也許會恰當一些。
「社會的演化」——如果可以這樣表達的話——應該能夠適度地消弭「進化」一詞給我們帶來的該詞語原本並不具有的一些暗示意涵，無論是禮崩樂壞還是狂飆突進，都像是《魯拜集》里的那首小詩所描繪的：「我像流水不由自主地來到宇宙，/不知何來也不知何由；/像荒漠之風不由自主地飄去，/不知何往，也不能停留。」908
由此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這首小詩里所描繪的世界似乎是一個無意義的世界，而人要健康地生活，卻往往需要為自己和世界賦予意義，從這層意義而言，宗教的確可以說是人的本能，而所謂「春秋大義」，無論它是否真實，都會在這層意義上頑強地存在著——或許，一部古老的史書被人們在兩千年來不斷賦予了神聖的宗教意義，而這些原本了無根基的意義又不斷地以相當真實的力量影響著兩千年來的現實生活。以此而言，經典（或無論何種事情）的真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是否把它「當真」。
第四章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春秋》在「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接下來就是「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公羊傳》和《榖梁傳》也緊隨《春秋》，《左傳》卻在「三月」和「夏五月」之間插入了一件「夏四月」的事情，記載很簡略：「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這句話實際該被拆成兩句，第一句「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純屬記事，是說夏四月費伯率領軍隊修築郎地的城牆；第二句「不書，非公命也」是交代體例，說《春秋》之所以不記載，是因為這件事並不是奉魯隱公的命令而行的——這一體例，叫做「不書」。
（一）《春秋》之「不書」
所謂「不書」，暗示著這樣一個事實：《春秋》是孔子根據舊有的魯史編輯刪定的，有些內容照錄，有些語句加以修飾而從中體現微言大義的褒貶，有些內容則刪去不錄，而《左傳》的作者曾經看過作為《春秋》底本的魯史，兩相對照之下，很清楚地知道孔子到底作了哪些改動——比如，隱公元年四月發生的「費伯帥師城郎」，就是魯史舊本有記載而孔子刪去不錄的。而《公羊傳》和《榖梁傳》對此事並無隻言片語，看來兩傳的先師並未見過魯史舊文——這一比較，會讓人覺得《左傳》比《公》、《榖》兩傳更要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