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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得儁曰克」，見於《左傳·莊公十一年》的解經文字：「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在《春秋·莊公十一年》，有一句簡短的記載說：「公敗宋師於鄑」，意思很簡單，是說魯莊公在鄑地打敗了宋國的軍隊。《左傳》簡單介紹了一下這次戰爭的來龍去脈，說宋國要報當年乘丘兵敗之仇，向魯國發動了進攻，魯莊公率兵抵禦。宋國的軍隊還沒有列好陣勢，魯國軍隊就迫近攻擊，在鄑地打敗了宋軍。1432——事情很簡單，但《左傳》繼而闡釋《春秋》的書法體例，說凡是作戰，趁敵人沒列好陣勢而擊敗敵人的就寫作「敗某師」，大家都擺好陣勢作戰的就寫作「戰」，大潰敗就寫作「敗績」，俘虜了敵人的頭領就寫作「克」，伏擊取勝的就寫作「取某師」，周天子的軍隊打了敗仗就寫作「王師敗績於某」。
無論《左傳》的這個說法是否屬實，至少從它給出的這一套體例來看，《春秋》的一句「公敗宋師於鄑」便應該隱含著這次戰鬥是魯軍趁宋軍還沒列好陣勢就發起進攻的事實，而「得儁曰克」，「儁」即「俊」，意指才俊之士，在這個打仗的語境之下可以引申為將官、首領。《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記陳湯有「……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顏師古注釋：「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所以，按照「得儁曰克」這個體例，劉敞質疑道：鄭莊公只有擒住了叔段才能被《春秋》稱之為「克」。所以，既然《春秋》明明白白地寫作「克段」，叔段應該就沒能跑掉，落在了鄭莊公的手裡。
那麼，《左傳》說叔段出奔共地又是怎麼回事？共地在衛國，劉敞分析說：《左傳》在本年十月還記載了公孫滑出奔衛國。公孫滑是叔段的兒子，照理說父子應該在一起才對，而《左傳》只提到公孫滑出奔衛國，卻沒提叔段。而且《左傳》好幾次提到公孫滑，旁邊都沒有叔段的身影，這是不合情理的。所以，事實真相應該是叔段已經遭了鄭莊公的毒手，之後只有叔段的兒子公孫滑出奔在外，《左傳》所據的材料誤把公孫滑的出奔記作叔段的出奔了。1433
劉敞這是在《左傳》的解經之辭里尋找證據，給出了一個「合理的懷疑」，但問題是劉敞的論證沒能作到自洽——這裡的懷疑是建立在《左傳》對《春秋》語例解釋正確的基礎上，而他緊接著卻對這個基礎發出了質疑：《左傳》說「如二君，故曰克」，這句話在性質上和「得儁曰克」是完全一樣的，而劉敞說：《春秋》二君相伐的記載很多，都稱「伐」而不稱「克」，不知《左傳》根據什麼得出了「如二君，故曰克」這個結論？1434
如果相信「得儁曰克」的義例，那麼《左傳》的敘事自然有誤；如果相信《左傳》的敘事，那麼「得儁曰克」的義例便站不住腳。這與其說是考據問題，不如說是取捨問題。劉敞取了前者，而清代沈彤則取了後者，至於「得儁曰克」與「如二君，故曰克」的矛盾，趙匡以為前者是常例，後者是特筆。1435三種論斷，都很難找到依據。而莊存與《春秋正辭》又有彌合——莊是公羊家，首先要認定訓「克」為「殺」的公羊義理，但他還說，叔段也確實出奔，出奔與被殺這兩者並不矛盾，因為是叔段在鄢地受了傷，出奔之後才傷重而死的。1436
經義終於會被說圓的。再看劉敞，紕漏歸紕漏，他在辨析求證的一面也許確實比孫復作得出色，但另一方面，從克段一事上來看，至少劉敞的道德標杆並不比孫復更低。——《左傳》表彰潁考叔的純孝，而劉敞認為潁考叔根本夠不上純孝的標準：莊公放逐姜氏又立下不到黃泉不相見的誓言之後，已經大感後悔了，潁考叔也已經知道了莊公的悔意，他應該向莊公這樣明言才對：「您立下這種誓言，分明屬於不孝，鬼神肯定不會喜歡，所以也不會聽的。您不如把母親迎了回來，這才叫做『遷善徙義，君子之道』，鬼神也會保佑您的。」莊公若聽了這種勸告，必然會欣然接受。為什麼這麼說？因為莊公已經有了悔意，自己又抹不開面子破誓，身邊也沒有人用合適的意見來引導他，這才拖到了一種非常尷尬的地步。所以，潁考叔如果能這麼建議，莊公哪會不從？而潁考叔卻大搞曲折迂迴的辦法，如此隱晦的表達要是莊公沒聽明白那可怎麼辦？他還建議挖地道，說這樣就不會違背誓言，可這種小伎倆上之不足誑鬼，下之不足誣人，內之不足欺心，使君主不能明明白白地悔過，這簡直就是孟子所批評的犯了錯還要文過飾非的那種人，哪裡稱得上純孝？1437
對於劉敞的這種議論，現代人可能會覺得迂腐，但也不能否認直言敢諫確實有著絢爛迷人的道德光環。這裡體現的是對「方」與「圓」的一種認識——君子到底應該取外圓內方還是內外都一樣方？呂祖謙《東萊博議》評論《左傳》里「臧僖伯諫觀魚」的故事，也談及進諫問題：進諫之道，與其讓君主畏懼我的話，不如讓君主相信我的話；與其讓君主相信我的話，不如讓君主喜歡我的話。這三種進諫分別體現為：戒之以禍、喻之以理、悟之以心。1438照呂祖謙的這個標準，潁考叔當屬悟之以心的一類，尤其值得表揚才是。
其實在進諫問題上，潁考叔風格原本很占優勢的。這一派首先可以在大舜那裡找到理論資源——大舜侍奉自己那位典型化的壞父親就大有以柔克剛的風格，「舜從未對父親的權威提出挑戰，他也沒有無視父親的權威；他的所作所為只是謹慎地矯正了這種權威，因而也就恢復了這種權威」。1439再者，《孔子家語·辯政》以孔子之口談到忠臣之諫君的五種方式，孔子自己就很贊同諷諫，因為個人安全還是很值得被慎重考慮的。1440其後，至少在宋前，人們還是認可諷諫多於直諫的。1441但從這裡來看，這個方、圓之辯，至少在表面上劉敞一派頗占上風，這也是時代風氣使然。1442從此以後，東方朔式的人物瀕臨滅絕了，而多是方孝孺、劉宗周這樣的道德楷模在歷史舞台上熠熠生輝。如方孝孺的名文《豫讓論》，對豫讓的苛責就如同劉敞這裡對潁考叔的苛責，兩者如出一轍。道德苛責雖然塑造了一些越發遠離人情的道德楷模，但必然也會促發更多人的作偽，而對社會來說更加危險的是：正邪不兩立的思想越發嚴峻了，這世界越來越黑白分明，芸芸眾生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道德感越純，手中的大棒揮舞起來也就越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