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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故宋」，傳統意見大意是說，宋國是殷商之後，「故宋」就是把宋國當故人那樣對待。宋國在周代確實地位特殊，如果按五等爵的制度，它是五等爵中最高等級的公爵國，而且被允許在國內保留殷商正朔，被周天子以客禮對待。孔廣森對這個解釋照舊持質疑態度，說翻遍《公羊傳》，根本就找不到「故宋」這個詞！265
至於「以《春秋》當新王」，前邊有了新周的周，有了故宋的宋（殷商），按「三統」理論來看，第三個統該是誰？也就是說，周代的下一個朝代是什麼朝代？
這問題看似簡單：周朝之後是秦朝。但很多公羊家不這麼看，他們認為周朝之後的這個新朝代就是《春秋》里的魯國，而孔子本人正是三統中的一統，甚至孔子本人就是《春秋》這個虛擬的新朝代里的無冕之王（素王）。
「以《春秋》當新王」，還有「托王於魯」、「托隱公以為始受命王」，這和董仲舒所謂的「王魯」大略都是一回事。如果《春秋》真是孔子所作，如果《春秋》真有這層意思在，那麼孔子大有僭越之嫌。況且，就算「素王」這個頭銜是後儒所封，並未經過孔子本人同意，但「王魯」無論怎麼解釋都是目無周天子的，可這豈不是和孔子一貫「尊王」的政治理念悖離了麼？
在這個問題上，前文介紹過的蘇洵的《春秋論》可以算是一篇不壞的辯護詞，曲折委婉，多少有些勉為其難的感覺。公羊家們自然也有捍衛信仰的解釋，但畢竟公羊義理在這點上的確沒少受人責難，也沒少刺激過保守派、激勵過改革派。但是，如果訴諸考據的話，竟會發現這條義理很可能是從一個錯別字上誕生出來的。——《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用的詞不是「王魯」而是「據魯」，《史記索隱》的注釋是：「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答案很樸素，因為孔子是魯國人，所以寫書的時候以魯國為本位，比如稱呼魯國為「我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再看《公羊傳》，其中既沒有「以《春秋》當新王」的提法，也沒有「王魯」這個詞，看來這概念怕是董仲舒、何休自創。可是，這二位都是當世儒宗，總不能為了義理正確而不顧證據和邏輯吧？
「新周」、「王魯」，於《傳》無據，是為經學之中一則難纏的公案；「故宋」之說《公》、《榖》二傳也大有分歧，很難調和。266及至現代，陳思林考證「王魯」，認為這是被錯別字害的：「王魯」原本應該是「主魯」，而「主魯」就是以魯國為主、魯國本位的意思，也即司馬遷所謂的「據魯」。在古代文獻里，「主」和「王」兩個字很容易訛誤，這一點之差，便憑空生出了一條春秋大義。267
如果這樣的話，這則春秋大義的發展脈絡就是：先是「據魯」或「主魯」，「以我們魯國為『主』」，然後因為錯別字的關係變成了「以我們魯國為『王』」，然後又變成了「以魯隱公為第一任接受天命之新一輪委任的王」，然後又變成了「以孔子為王」，以三統理論來看，就是「三統輪流轉，今年輪到魯隱公（或者輪到孔子）」。
（2）三科九旨之二：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休版三科九旨之二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於《公羊傳》凡三見，一在隱公元年，即《春秋》的開篇；二在桓公二年，緊承隱公時代之後；三在哀公十四年，即《春秋》的最後一年。
在個「異辭」在哀公十四年的說法前文已見，在隱公元年則是為了解釋《春秋》的「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這是說，《春秋》記載了公子益師的去世，卻沒有記下日子，這很讓人不解，而《公羊傳》給出的答案是：之所以沒記下具體日子，是因為這件事太過久遠了，傳聞不一，一些細節已經搞不清楚了。
這實在是一個樸實無華的解釋，說得也在情在理，而且單看「三傳」對「公子益師卒」這句經文的不同解釋，也就很能說明這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的道理了。——《春秋》記載簡略，「公子益師卒」寥寥五個字，既沒交代這位死者的具體身份，也沒交代他到底因何而死。從稱謂上看，既稱公子，當是魯國的宗室成員，《左傳》記了他的字：仲甫，說公子益師去世，但魯隱公沒有參加他的小斂，所以《春秋》不記具體日期。268而《榖梁傳》又是一種說法，說按照常規，大夫去世都是要記下具體日子的，而《春秋》對公子益師之死卻不記日子，這是為了表示對公子益師的厭惡之情。269
按照常規，凡大夫去世，《春秋》是會記載具體日期的，如《春秋·隱公五年》有「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春秋·僖公十六年》有「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辛巳、壬申，都有具體日期。楊士勛為《榖梁傳》作疏，就是從這些例子來驗證《榖梁傳》的說法的。
那麼，公子益師到底有什麼罪過？「三傳」全無記載，只是麋信有過一個說法，說公子益師不能防微杜漸，這就是他的罪過，假使他當初以正道輔佐隱公，隱公也就不會有讓國之心，桓公也就不會有篡弒之意。——楊士勛雖然摘引了晉人麋信這個說法，卻也無可奈何地承認麋信之說再無旁證的。270其實仔細來看，麋信之論與其說是出於什麼別人未見的史料，倒更像是出於事後諸葛亮的揣摩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