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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諡號屬於涂爾幹定義里的「禁忌」範疇，而禁忌在涂爾幹的定義里又屬於「消極膜拜」（以區別於「積極膜拜」），這種消極膜拜「表面看來，它只能起到阻止行動的作用，而不是激勵或修正行動的作用。然而，作為這種約束作用的無意後果，人們發現，它對於培養個體的宗教性和道德性卻具有最為重要的積極作用。事實上，正因為存在著將神聖事物與凡俗事物分離開來的界限，所以，一個人倘若不去掉自己所有的凡俗的東西，就不能同神聖事物建立起親密的關係。如果他沒有或多或少地從凡俗生活擺脫出來，他就沒有一點可能過上宗教生活。」586——由此觀之，從神聖的意義上看，「以諱事神」和諡號是屬於宗教範疇的；從凡俗意義上看，它們又是屬於道德傳統的。
「以諱事神」在現代的土著社會裡依然能夠找到相似的習俗。澳洲土著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是最「土」的土著，人類學家在那裡發現，「神聖性」是有著驚人的傳染力的——死者的靈魂是神聖的，而這種神聖性很快便傳染到死者生前所居住的營地、死者的妻子和親屬以及——對我們最為重要的——死者的名字上邊。「所有這些與死者有關的東西，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神聖性；於是，人們都要離他們遠遠的。它們也不再被當作單純的凡俗事物來對待了。在道森所觀察過的社會裡，死者親屬的名字也同死者的名字一樣，在哀悼期內不能被提起。死者生前吃過的某些動物也可能被禁止食用。」587
那麼，土著們應該會面臨一個難題：既然死者的名字「在哀悼期內不能被提起」，大家需要提起他的時候又該怎麼稱呼呢？周人當初也應當面臨過同樣的難題：如果一位親人死後便不能再提起他的名字，總得有個其他稱呼才行。
是的，不管怎麼說，總得有個稱呼才行，這個看似很庸俗的念頭說不定才是諡法起源的真實原因。
另一方面，名字長久以來就和靈魂聯繫在一起，甚至直到現在，很多人仍然對名字懷有一種迷信般的感情。從周人以來，男人在社會交往中普遍互相稱字而不稱名，後來的文人又喜歡給自己起「號」；女子的名字就更是深藏不露，只在媒人來提親的時候才會悄悄透露給男方，588而在嫁人之後，這個「名」馬上又被收藏不用了。現代人這種普遍的「姓」和「名」連稱的方式大體而言是很晚近才成為社會習俗的，據說其源頭是「開會發通知或法院發傳票」。589
在古代社會，「名」還常被用來做些招魂、叫魂、施巫術之類的事。590這種心理並非中國人所獨有，而是世界性的。鄭振鐸曾在《釋諱篇》里詳論此事，列舉了世界各地諱言稱名的習俗，並且談到名的禁忌直到近世還大有遺存。591現在仍能聽到在很多家庭當中兩口子的互相稱呼：「狗子他爹」，「狗子他媽」，這或許也算「諱言其名」之一例，雖然比較粗俗，但說不定也和周代禮制中神聖莊嚴的諡法出自同一個源頭或同一種心理。
而事情的另一面是，所謂周人以諱事神，但制度之初創，避諱還不算十分嚴格，遠不如秦漢以後，所以君臣同名、祖孫同名的現在屢屢可見——如周穆王名滿，而周有王孫滿；鄭武公名掘突，其孫厲公名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592
（3）諡號的合禮與非禮
「狗子他爹」和「狗子他媽」這是夫妻之間的彼此稱呼，如果是外人來叫，並且是稱呼一個已婚婦人，還常見這樣的一種稱謂，即「某某家的」——比如《紅樓夢》里就有個經常露臉的「周瑞家的」。
「某某家的」作為一種稱謂類型，其中隱含的道理則是：女子出嫁從夫，即便是稱呼上也要隨著丈夫。——這一風俗來源久遠，早在周代，對女子的稱謂和諡法就有過這樣的講究。如果細看這些講究，就會發現：《春秋》及「三傳」所記載的孟子和聲子，乃至接踵而來的仲子，她們的稱謂似乎都是有問題的，或者說是不合禮的。
清人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引《北史·張普惠傳》，借北魏大學者張普惠之口來提出問題。劉文淇引述簡略，而《北史·張普惠傳》中的一整段議論都很有參考價值。
張普惠是位前輩專家，「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他的論斷在當時是很有權威的。時值太妃之死，大臣們商量著給她立碑，標題想寫「康王元妃之碑」。元澄拿不準主意，去問張普惠，張說：「細查朝廷典章，只有『王妃』之稱，並無『元』字。想當初《春秋》魯惠公的夫人孟子稱元妃，是為了和繼室聲子相對以示區別。如今烈懿太妃追隨先王而去，更無聲子、仲子之嫌，我認為沒必要用『元』字來區分名份。在姓後邊加個『氏』字，這是對活人的稱呼，所以《春秋》里說『夫人姜氏至自齊』；而人死下葬之後，就要以諡號來配姓了，所以《春秋》說『葬我小君文姜』和『來歸夫人成風之襚』，這都是以諡號配姓。古代已婚女子死後直接就用丈夫的諡號……」593
劉文淇引張普惠之論，是為了說明「妃」是正妻、嫡妻之稱，以駁孔穎達「妃」是妻妾通用之解。有趣的是，劉也和孔一樣徵引了《禮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後，諸侯曰夫人」這段，說明「妃」是只用來稱呼天子正妻的594——《禮記》這同一段文字竟然同時作了正反兩方的論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