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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可大可小的問題：「蔑」和「眜」這兩個字可都不是「三傳」里的，而是來自「三傳」當中各自含有的《春秋》的經文，「三傳」雖然作者不一、師傳各異，出現這種文字出入在所難免，可是，《春秋》號稱出自聖人之手，應該是「三傳」共同的淵源才對。這種文字出入的情況，要麼說明了《春秋》有不同的抄本流傳，要麼說明「三傳」在抄錄經文的時候沒有經過嚴格校對。
一經三傳當中這類文字歧異的問題並非少數，元代大史家馬端臨就曾經因此而強烈地懷疑過《春秋》的可靠性，他說：《春秋》古經雖然在《漢書·藝文志》中有過記載，但孔子所修的《春秋》單行本從沒在世上露過面。自漢朝以來，所謂古經，其實都是從「三傳」里把《春秋》的經文抽取出來罷了。但問題是：「三傳」各自所輯的《春秋》經文在很多地方都有出入，真不知該以誰為準才好。比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這句話，《左傳》作「蔑」，《公羊傳》和《榖梁傳》卻都作「眜」，也不知道孔子當初落筆的時候到底寫的是「蔑」還是「眜」？同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如果僅僅是人名、地名有這類出入，似乎倒也無傷於春秋大義，但在事件記載上也頗多矛盾，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其權威性了。從一些線索推斷，「三傳」的三家學者肯定陸續各有加工，而後世的儒家經師竟從「三傳」所錄《春秋》經文的文字異同裡邊咀嚼出許多孔聖人的微言大義，其可信度實在令人懷疑。757
馬端臨的意見是顛覆性的，它會讓人懷疑：孔子的許多所謂微言大義，溯其源頭，也許僅僅是文本流傳中的抄寫錯誤造成的，另有一些則源自「三傳」歷代傳人的自我發揮。退一步來想：即便《春秋》確實是孔子所著，即便其中確實蘊涵著深刻的微言大義，但是，抄寫錯誤和「三傳」傳人們的自我發揮，使得我們很難辨別哪些才是聖人的筆削之跡。樹林掩蓋了樹林，人群掩蓋了人群，還有可能去偽存真嗎？
清人毛奇齡在對《春秋》經文的校勘上作過很大的貢獻。他在《春秋簡書刊誤》說，《漢書·藝文志》提到《春秋》古經十二篇，758被前輩儒師視為「簡書」，後來失傳了，我們見到的《春秋》都是被「三傳」夾帶著的。但問題是，公羊、榖梁兩派的前輩們根本就沒見過「策書」，只是以個人理解來解釋經文，所以搞出很多錯別字來，《公羊傳》裡邊還羼雜了不少市井俚語，其中輯錄的《春秋》經文早已不復舊貌。直到《左傳》行世，大家才知道有「簡書」正文冠於「策書」之首……759
毛奇齡這裡著重提到的「簡書」和「策書」都是在說竹簡而各有區別：古人把字寫在竹簡上，單獨一根竹簡叫做「簡」，把一堆竹簡用繩子串起來就叫做「策」，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說古代史官記錄國史，「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從字面來看就是說：記載大事需要的文字多，所以要寫在一堆竹簡連成的「策」上，而小事幾筆就能記完，所以用一兩根竹簡就夠了——單獨一根竹簡就能寫完的事，自然很「簡單」，「簡單」一詞就是這麼來的。
毛把《春秋》視為「簡書」，把《左傳》視為「策書」，把簡書冠於策書之首視為典籍原貌，然而《經》、《傳》之合編其實是杜預搞出來的。
再者，毛奇齡這個說法也許並非無源之水。前人如宋代的魏了翁在《春秋左傳要義》就曾問到為什麼有些事情《左傳》里有記載而《春秋》卻絲毫沒提？——這本是一個關於《左傳》身份的嚴重問題：《左傳》到底是《春秋》的教輔還是單獨成篇的一部史冊，如果是後者的話，不但《左傳》的地位會一落千丈，治《左傳》的學者們也會馬上面臨就業和待遇的現實問題。魏了翁這裡的解釋是：《春秋》依據的是史官的策書，策書上沒有的，《春秋》遂闕；而《左傳》的內容采自簡牘，賴之獨存。760——魏了翁對「簡書」、「策書」的理解似乎和毛奇齡頗有差異。
這類解釋中最有創意的說法大概要算是清人張沐的《春秋疏略》，認為孔子尊魯史為經，凡是不可為經的內容，就附在經文的左邊，是為《左傳》。俞樾指其為匪夷所思，761而趙慎畛卻覺得古來論左丘明者均無確切依據，這種論調也算可備一說。762其實若謂鋪陳敷衍，左丘明甚至有墓可供憑弔呢。763
回顧孔穎達的權威解釋，是把《春秋》的記載說成大事，而把《左傳》的記載說成小事。764從經與傳的地位上說，這個解釋倒也合理，但問題在於小事連篇累牘，大事卻寥寥幾筆，雖然孔穎達努力彌合，但這總難免讓人懷疑。
毛奇齡和魏了翁都在這個問題上挑戰著孔穎達的權威。魏了翁的說法只是個簡單的推測，到毛奇齡這裡便已經發展成細緻的考據了。毛以《左傳》里輯錄的《春秋》經文來校對《公羊傳》和《榖梁傳》，因為他認為《左傳》所輯錄的經文正是當初的簡書，孔子的筆削即以魯國史官留下來的簡書為藍本，而在孔子死後，仍有十七條舊簡書被收進《左傳》。再者，《公羊傳》和《榖梁傳》一直都是口耳相傳，到了漢初才被書寫下來定了型（是用漢朝流行的隸書書寫的，所以《公》、《榖》兩書一般被稱為「今文經」），而《左傳》則是西漢末年才被發掘出來，它有可能是秦始皇焚書政策的倖存者，765所用的文字則是古老的籀文（所以《左傳》一般被稱為「古文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