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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從這弘光、隆武兩朝來看，在生死存亡的當口，為二百多年前一場政變中的死難者平反竟然成了一件迫不及待的工作，其中一定是有著什麼讓人深思的緣故的。吳梅村《鹿樵紀聞》記載隆武朝的平反工作時解釋說：正是因為二百年前的那場政變，使國家元氣大傷，落得今天這種局面，所以，若要恢復元氣，必然要從平反工作開始。1545

　　  吳梅村所用的「元氣」一詞到底指的是什麼？嚴從簡《殊域周咨錄》記載明英宗土木堡之役時，便追想道：建文時代，節義之士很多，個個視死如歸，而到了正統、景泰年間，不過五十年的工夫，就沒聽說再有多少皎然死節的英雄人物了，「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1546

　　  宋朝之亡，有人評為「江山得之於孤兒寡母，失之於孤兒寡母」，見證輪迴業報之說，深入人心；而明朝之亡，坊間也流傳著類似的說法，把建文帝的遭遇與崇禎帝的遭遇一一比較，認為明朝之亡或許正是永樂帝篡位的報應。張履祥有過一個評語，說：「燕王是成事之管、蔡，管、蔡是不成事之燕王」，1547

　　  不管我們現在如何評論明成祖時代的種種盛舉（比如鄭和下西洋之類），但在當初正統士人的眼裡，燕王朱棣躍身為帝畢竟逃不過一個篡字。朱棣之篡被張履祥比之為「成事之管、蔡」，而從前文我們已經知道，管叔和蔡叔的叛亂又常被經學家們稱引，來作為鄭伯克段一事的參照。那麼，如果不統一思想的話，在《春秋》的一開篇就會遭遇時政上的尷尬。  

　　  按照歷代前賢的《春秋》經解，一個主流意見是：鄭莊公不該由著姜氏和叔段索要封地，最好的辦法是防患於未然。而對於建文帝來說，強藩環伺的局面已經定型，所謂防患於未然便意味著在可能的世變發生之前把問題妥善解決掉，而解決方案就是削藩。

　　  把事情稍微向前追溯一下：朱元璋當初非常喜愛朱棣，認為這個兒子很像自己，甚至還有過改立朱棣為太子的念頭。後來朱元璋把朱棣封到北方，也是認為他的才幹足以制衡蒙元殘餘勢力的威脅。這樣來看朱棣，很像儒家學者們對叔段的那個描述：「多材好勇」，又得寵而為強藩。等太子朱標早死，年僅十六歲的皇太孫朱允炆即位，諸位藩王多是自己的叔父，各自手擁重兵，其中又以燕王朱棣最為強悍，雖然當下還是風平浪靜，但危機感卻是揮之不去的。

　　  當削藩終於開始，削到燕王這裡的時候，激起了燕王的反叛，內戰於是發生。建文帝該怎麼打？燕王是自己的叔叔，叔侄相殘，如果將來把叔叔打敗了，《春秋》筆法也許會寫作「惠帝克棣於某某」，學者們會解釋說：對朱棣不稱叔，是批評他沒盡到作叔叔的本分；不稱燕王，是絕了他的屬籍；稱克，表示惠帝對朱棣以力勝之，也表示朱棣的武裝很強大，足以敵國；對惠帝（即建文帝）稱帝，是批評惠帝沒有盡到作侄子的本分，對待叔叔就如同兩國交戰。  

　　  這個事件和鄭伯克段非常類似，建文帝又受過正統儒家教育，身邊還有方孝孺這樣的醇儒，該怎麼作、不該怎麼作，自己應該是有掂量的。

　　  那麼，到底該怎麼作？《榖梁傳》給過一個最優方案：「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根據這個原則，既要把燕王打敗，又不能把燕王打死，這個火候一定要把握得恰到好處才行。建文帝也確實是這麼做的，1548燕王能在戰事的危急關頭揀了性命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是得了春秋大義的好處。

　　  後人讀到這段歷史，大多會覺得建文帝太書呆子氣了，都已經兵戎相見了，哪還有那麼多情面可講。這或許該怪建文帝沒有合適的儒學師父——我們看《南齊書》記明帝第十一子桂陽王蕭寶貞謀反伏誅，史臣作評便引述《春秋》「鄭伯克段於鄢」，給了這段經文以大義凜然的十個字評語：「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1549如果建文帝也能祭起這十個字的大旗，只要燕王一起兵就是「叔侄之恩離」，中央軍隊全力撲殺便是名正言順的「君臣之義正」，以尊尊壓住親親，事情就好辦多了。或者，也可以援引《左傳·隱公四年》的「大義滅親」的理論，殺起叔父來也就不會那麼束手束腳了。——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的時候，手下們就沒少援引「大義滅親」這個《春秋》之法。

　　  前文講過洪邁《容齋隨筆》有「二傳誤後世」一條，說《左傳》提出的「大義滅親」和《公羊傳》提出的「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對後世危害很大：有援引「大義滅親」 殺子孫，害兄弟的，有援引「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廢長立少，以妾為妃的，不可勝數。1550但這也確實說明這兩條經義靈活性很強，實用性也很強。在當下這個例子裡，以「大義滅親」來制衡「親親之道」確實是很有力的。

　　  畢竟，孝道也有孝道的邊界，比如清代《御定孝經衍義》，全書既崇孝道，又屬御定，但談到克段一節時，雖然也認為《左傳》譏鄭伯失教是對的，認為《榖梁傳》的說法意在「正兄弟之倫」，意圖也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在強調：叔段都整頓軍備要造反了，難道還不該打嗎？既然開打了，就要「期於必克」。——像這種釋經，既照顧了經學傳統，不廢儒家親親之道，但也沒有流於義理之空談，而是給出了對時政很有實際指導價值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