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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沒有什麼航程會是彎路,沒有什麼探索毫無意義。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鑑的。為此,我們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並順便訪問幾個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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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參看奧斯伍爾德?喜仁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創造者都是農業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國土稱為“克麥特”(kmt,意思是有別於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倫的一份文獻稱“田地是國家的生命”(見崔連仲主編《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頁);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測量著”(《梨俱吠陀》)。
[3]關於塔薩代人和芬圖人,見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
[4]安特衛普的標牌,見劉明翰主編《世界通史》(中世紀卷)。
[5]逃亡的農奴因城市而自由,見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
[6]福建客家人的土樓堪稱“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牆,上面有箭垛、槍眼和瞭望哨,正中則是公共空間。居民平時各人過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來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則同仇敵愾。
[7]《國語?周語上》:“獸三為群,人三為眾。”
[8]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盞油燈之形,上面的一點代表燈芯上燃燒的火苗。所以,主的本義即指燈芯。主字後來多用為主人、家長以及主持、掌管等義,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義。《說文?丶部》:“主,燈中火主也。從,象形;從丶,丶亦聲。”本義為燈頭火焰。
[9]最早實現了“中央集權”的是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後,以孟菲斯為界的上埃及(尼羅河上游)和下埃及(尼羅河下游),在納爾邁(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變成了統一的帝國,這就是“第一王朝”。
[10]印度的“阿育王時代”為公元前273~前236年,相當於中國的戰國末年。
[11]從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到公元前337年與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簽訂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從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羅馬的共和近五百年。從屋大維建立帝制,到西羅馬帝國滅亡,也是五百年。
[12]安全與自由,就像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側重點不同,選擇就會兩樣。更看重公平的,選擇社會主義,儘管社會主義也要講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選擇資本主義,儘管資本主義也要講公平。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可以互補的。人類也終將在這一對矛盾中找到平衡點,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獨,費城則是它的轉世靈童。
那靈魂,便是獨立、自由、平等。
第三章
從雅典到費城
民主是個意外
戰國前夕,現在叫做山西的地方發生了一起謀殺案。世襲的晉國大夫趙桓子去世後,其子立即被族人集體謀殺。理由是趙桓子的繼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趙襄子的遺願。因此,他兒子不但不能襲爵,還必須被殺掉。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頭有個賣香腸的卻被攛掇著去當政治家,因為他被認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點:出身卑賤,會做買賣,厚顏無恥,蠻不講理,全家老小都是無賴。一位將軍對他說:你以為什麼人能當人民領袖?不是要有學問,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無知。
哈哈,太好玩了!
當然,雅典發生的事情,不是史實,而是劇情,是古希臘戲劇家阿里斯托芬諷刺喜劇《騎士》中的情節。這齣戲就是在晉國那個倒霉鬼被殺的公元前424年公開上演的,還得了頭獎,因此它又是歷史,或可以看作歷史。它至少說明,在當時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對民主政治不以為然。
這就意味深長。
眾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後世,是被當作成功的典範而備受推崇的。誰能想到,當時竟會遭到如此嘲諷?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喜劇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藝術樣式。喜劇,尤其是諷刺喜劇,只有在民主的氛圍中才會有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民主國家,喜劇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論自由,不用懼怕因為刺痛了某些權勢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這種最民主的藝術卻被用來嘲諷民主,這真是讓人情何以堪!
然而只要轉念一想,我們就會發現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優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對民主的人可以大聲說出自己的反對,還能獲得滿堂喝彩,請問還有什麼制度比這更不壞呢?
但這個“最不壞的制度”,在當時卻是異類,甚至意外。
看看左鄰右舍就知道。
事實上,雅典試行和實行民主的那兩個半世紀,世界格局絕非民主浪潮風起雲湧,而是君主制度遍地開花。埃及,早在雅典民主改革兩千五百年前,就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刻正一會兒變成波斯人的王朝,一會兒變成埃及人的王朝。西亞,則從雅典實行民主制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馬燈似的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王國:阿卡德、巴比倫、西臺、以色列–猶太,然後是亞述帝國和波斯帝國。跟雅典同時代的印度和中國,則都在走向中央集權——中國從春秋戰國走向大秦帝國,印度從列國時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嗎?沒有。
就連希臘本土,也是三種政體並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頭政治;斯巴達,貴族政治。[1]在文明的起點上,希臘人也分道揚鑣。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獨。[2]
因此,當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權利盡情嘲諷民主制度時,他當然不會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進行的政治實踐,連同它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和教訓,都將成為種子,成為泉眼。千百年後,這種子會長成參天大樹,這泉眼會變成滔滔江河,變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
事實雄辯地證明了,一種制度、一種精神和一種文明,只要符合人類的共同人性和共同價值,就總有一天會產生出來,哪怕當時只是意外。
問題僅僅在於:意外是怎麼發生的,特例又為什麼會變成通例?
這得先讓希臘人來回答。
山那邊是海
柏拉圖說,希臘人是“圍著池塘的螞蟻和青蛙”。
這個池塘叫愛琴海。
愛琴海是希臘人的母親。她就像從海水的泡沫里創造阿芙洛狄忒(維納斯)一樣,把希臘人創造了出來。在歐洲,沒有哪個地區會像希臘那樣,擁有如此漫長而曲折的海岸線,以及如此眾多的島嶼。站在希臘任何一個山頂,你看到的都將是藍天白雲下那浩瀚的大海,一望無際。
這是一個海闊天空、無拘無束的自由世界。
如此開放的視野,是讓人心胸開闊的。何況還有冬天和暖的陽光,夏天涼慡的信風,這至少保證了他們在露天廣場召開公民會議,將不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