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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西羅馬帝國亡於公元476年，東羅馬帝國亡於公元1453年。

　　  [7]德國法學家耶林說過，羅馬人對世界有三次征服，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法律的征服是最持久的。

　　  [8]羅馬法規定的“身份權”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權”。沒有自由，即為奴隸。這就區別了“奴隸”和“自由人”。其次是“市民權”，包括參政議政、擔任公職、選舉被選舉等“公權”，結婚、訴訟、處分財產、建立遺囑等“私權”。這是羅馬公民的“特權”。這就區別了“羅馬人”和“非羅馬人”。至於“家族權”，則實際上是“父權”。這就區別了“父子夫妻”。

　　  [9]羅馬法還規定，只有同時具備自由權、市民權和家族權三種“身份權”，才是“完整的人”。否則，就叫“人格減等”。喪失家族權叫“小減”，喪失市民權叫“中減”，喪失自由權叫“大減”。羅馬人的統治手段，就是讓被征服者處於不同的“法律地位”。公元212年，羅馬皇帝卡拉卡拉頒布敕令，授予羅馬境內所有自由人公民權利，就是“懷柔政策”之一。  

　　  [10]正因為中國古代的國家體制是“家國一體”，所以當年海瑞罵皇帝，司法部門就參照“兒子罵父親”來量刑。流氓地痞叫“地頭蛇”，也因為高高在上的是一條龍。

　　  [11]見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援引吉羅？特龍《婚姻與家庭的起源》一書所引埃斯潘納斯《論動物的社會》的說法。

　　  誰代表先進的文化，誰就代表“中國”，

　　  也就能在古代文明的T型台上走貓步，

　　  以“天下之中”自居，為其他民族做榜樣。

　　  第六章

　　  闖他一回紅燈

　　  啟廢禪讓

　　  沒有證據證明，夏並不存在。

　　  由於考古學提供的實物證據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質疑。它甚至被懷疑是周人捏造出來的，目的則是為了證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這當然有道理。問題是，如果沒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來的林妹妹”，講得通嗎？[1]  

　　  事實上，從堯舜到商，中間必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和過渡時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堯舜”，反倒是無所謂的。

　　  同樣，把夏看作一個發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準確地說，夏是“部落國家”，商是“部落國家聯盟”，周是“半獨立國家聯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不能叫“三朝”。他們都不是統一國家，也不是領土國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國家。獨立主權國家的出現，要到戰國。完全做到“按照地區劃分國民”和“依靠權力處理事務”，則要到秦漢甚至秦漢以後。標誌，就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

　　  之前，是漫長的成長期。

　　  催生這古老文明的助產士是夏啟。由於夏的君主稱為“後”，所以又叫“夏後啟”。夏是國號，後是王銜，啟是人名。後，不是前後之“後”的簡體字。它原本就是“後”，意思是誕育者。在傳說中，正是夏啟這位誕育者廢除了禪讓制，開創了世襲制，把堯舜時代的部落聯盟變成了部落國家，中華民族從此進入文明時代。  

　　  這就叫“啟廢禪讓”，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啟，真是個好名字。

　　  不過，司馬遷在敘述這段歷史時，恐怕很糾結。

　　  作為歷史學家，太史公不能不實事求是；而儒家的影響，又像揮之不去的夢魘。按照儒家的說法，堯舜禹，都是溫良恭儉讓的。讓，十分重要。交權的要禪讓，接手的要謙讓。所以，舜接班，先要守喪三年，然後是避讓，一個人跑到南河之濱躲起來。讓誰？堯的兒子丹朱。可惜“同志們”不干。各部落的酋長，談工作、打官司、唱讚歌，都找舜，沒人理睬丹朱。舜，這才正式接替堯，做了部落聯盟的CEO。

　　  這個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過他是躲在陽城，避讓的則是商均。

　　  不客氣地說，這是胡扯！

　　  堯舜禹時代，制度不是禪讓嗎？父死子繼，不是還沒變成規矩嗎？那麼請問，舜和禹，憑什麼要避讓前任的兒子？所以這事根本就子虛烏有。就算有，也是做秀，還是後來那些儒生幫他們做的。

　　  其實這又何必！避讓，就一定是美德嗎？擔任部落聯盟的一把手，當然好處多多，至少能滿足男人的雄心和權欲。要不然，堯和舜為什麼死不放手，夏後啟又為什麼當仁不讓？但從法理上講，接過權杖，畢竟首先意味著責任和擔當，尤其是在那個多事之秋。那麼再請問：舜和禹的避讓，或謙讓，或禮讓，是負責呢，還是不負責？是有擔當呢，還是沒有？  

　　  何況就算想當老大，又如何？男兒本自重橫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慾旺盛，既不光榮，也不可恥，只不過正常。但如果裝腔作勢，就虛偽。可惜這種虛偽根深蒂固。後來曹操當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讓之”。

　　  這是一種惡俗。

　　  永遠讓人尊敬的司馬遷，也未能免俗。

　　  老調子已經唱完

　　  不裝的是夏啟。

　　  按照也許是編造出來的老規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這就是“益”。禹去世後，益也蕭規曹隨，躲到了箕山之陽。然而故事卻並沒重演。酋長們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結隊地擁戴啟當老大。啟也不客氣，受之無愧了。

　　  老調子已經唱完，這戲演不下去。

　　  如此結果，很讓儒家沒面子，可惜卻是鐵的事實。更何況，如果不承認世襲制的合理性，則漢武帝的合法性豈不也成了問題？

　　  只好打圓場，說明“事出有因”。

　　  司馬遷說，啟這個人，其實是很優秀的。不像堯的兒子丹朱、舜的兒子商均，扶不起來。再說，益當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幹和功勞都還沒來得及表現。所以酋長們都擁護啟，都說我們的領袖不愧為締造者大禹的兒子啊！[2]  

　　  好一個“吾君帝禹之子也”！扯來扯去，只有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

　　  是的。禹的兒子，這才是關鍵。

　　  其實，前面講的那些，什麼“禹子啟賢”，什麼“佐禹日淺”，都不能自圓其說。啟優秀，難道益不優秀？不優秀怎麼能入禹的法眼？益當副手的時間短，難道啟的時間長？他可是一天都沒幹過。說到底，就因為世襲制勢在必行，此刻不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資歷深、功勞大，比啟還要德才兼備，恐怕也沒用，除非益的實力大大超過啟。

　　  實力才是資本，世襲才是趨勢。

　　  事實上，啟廢禪讓之前，各部落的酋長恐怕已經世襲。這時，如果聯盟的老大還得“讓”，誰都彆扭。相反，能把禪讓制給廢了，則皆大歡喜。那些早已變成“各路諸侯”的傢伙，當然樂觀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