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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漢斯•德弗萊格夫婦經營的一家膳宿公寓裡，每天跟極具才華的老師伯曼女士上德語課。她的“沉浸式”強化訓練計劃很有效果。雖然我在夏天結束的時候還不能翻譯歌德的作品，可當我那年秋天回到哈佛的時候，卻通過了閱讀考試!
德弗萊格夫婦在巴伐利亞藝術圈裡非常有名。我房東的父親—弗朗茲•馮•德弗萊格是位備受尊敬的19世紀浪漫主義藝術家。德弗萊格太太對她的客人非常感興趣，周末開車送我們去參觀巴伐利亞附近的地區，有時甚至走得更遠。她非常熟悉德國藝術和歷史。我們參觀了許多歷史古蹟，包括在巴伐利亞南部比比皆是的洛可可式教堂。在參觀的過程中，她向我介紹了杜勒和克拉納赫的繪畫作品，以及蒂爾曼•里門施奈德的木刻。德弗萊格太太講解了寧姆芬伯格宮(Nymphenburg Palace)的建築秘密和美麗的中世紀城鎮的發展，如羅騰堡和紐倫堡。我開始懂得欣賞巴伐利亞人鬆弛娛樂的方式，對創造出這些奇蹟般藝術作品的德國歷史和難以置信的文化產生了一種感覺。晚間，我們常去慕尼黑著名的Hofbrau Haus—那是一個巨大的啤酒屋—一邊豪飲著啤酒，一邊跟著巨大的人群一起唱歌。
與此同時，我看到了希特勒正在創建的新德國，而我所看到的一個側面讓我感到不安、不適。德弗萊格夫婦把我介紹給了希特勒的密友之一厄恩斯特•普茨•漢夫斯塔恩格爾—他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希特勒當政期間負責處理媒體關係。普茨高高的個子，一頭茂密的頭髮，帶有一種藝術家的隨和氣質。他有一部分美國血統，畢業於哈佛。人們對他畢恭畢敬的態度表明了即使在那個時候，人們已經對德國意志堅強的新領袖身邊的任何人都產生了恐懼感。後來，他與希特勒分裂，逃到了美國。
希特勒上台剛剛幾個月，人們已經開始悄悄地議論蓋世太保，而且有報導說起了關押新政權之反對派的“集中營”。關於德國行政部門內驅除猶太人和猶太人後裔的第一批法律已經實施。對於反猶太人的最狠毒語言得到公開默認，我個人感覺無法忍受，但絲毫不是因為我正在跟伯曼女士這個猶太人學習。我同樣痛恨的是，有些人似乎沒有經過認真思考就接受了納粹的斷言，即猶太人是德國所有經濟問題的禍根，理應得到懲罰。
27. 三位令人難忘的教授
在波士頓劍橋地區的那年秋天，我必須選擇一門更加專業的學習領域—我挑選了英國歷史和文學。我還決定爭取獲得“優等生學位”，有了它，我就有資格享有一名導師，實際上就是一個學習顧問，其工作就是幫助我選擇課程，並推薦課外讀物，以便擴大專業領域的知識範圍。優等生必須每個月與自己的導師見兩三次面，討論學業進展情況，甚至是更具有私人性質的事情。
我的第一個導師F•O•馬西森是位知識淵博的英國文學教授。不幸的是，我和他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我跟他在一起感到很彆扭，他也有同樣感覺。我根本沒有準備好充分利用他那微妙而精細的思路。因此，在我的最後兩年裡，我又轉向更加容易接近的約翰•波特教授—他是位歷史學家，後來成了艾略特樓的導師。
我非常幸運，因為我跟3位教授學習過，他們打開了我的思路，讓我接受創造性思路和強有力的新思想。他們的課程現在聽起來很狹窄、很迂腐，但是他們教課的方式為我打開了過去只是模模糊糊感覺到的一個新世界。
查爾斯•麥基爾韋恩教授教的是從大憲章到16世紀的英國立憲史。麥基爾韋恩教授是名卓越的律師，研究了英國從其原來的封建體制到出現中央集權體制—法制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政治演變過程。麥基爾韋恩運用法律和歷史文件—從大憲章本身開始—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但是，他給那些陳腐晦澀的文件注入了活力，讓我們從歷史和人文的角度來看待它們。我開始理解了為什麼民主和法制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如此重要，以及為什麼實現民主和法制如此艱難。
同年，我又學了約翰•利文斯通•洛斯教授的課：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詩歌。這門課中最激動人心的部分是柯立芝的兩首偉大的詩作《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我們用的是洛斯的書《仙那度之路》(The Road to Xanadu)—該書悉心研究了柯立芝在撰寫那兩部傑作時所受的影響。洛斯不僅讀了柯立芝的所有著述，而且還讀了柯立芝讀過的所有書籍，從而找到了激勵這位偉大的浪漫詩人寫下那些史詩的所有個人和文學影響。我還學到了，好文章—能夠清晰而優美地表達思想的文章—是一個綜合產物：開始可能是靈感，但還包括個人閱歷、正規教育、潛心研究和大量的艱苦勞動。
阿博特•佩森•厄舍的1750~1860年英國經濟史則是另一種啟示。厄舍是個乏味的老師，但是個嚴謹的學者，揭示了經濟變化的隱含過程。他向人們展示了英國是如何通過在耕作、施肥和良種應用方面的一系列發明創造而實現了其農業生產的革命的。在同一期間，單缸蒸汽機的問世，以及許多與鐵、紡織品和其他工業產品的製造相關的發明，改變了英國普通人的生活。那些事實並非新聞，但厄舍在解釋其內在關係時運用的清晰方式，堪稱典範。他把歷史敘述得栩栩如生，讓我感覺那麼真切。許多年以後，我在處理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區艱難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問題時，常常回憶起厄舍教授對歷史所包含的複雜過程的分析。
我在自己上學期間數次發現，一個啟髮型教師能夠刺激人的思維，且與所涉及的是什麼主題無關。我永遠感激麥基爾韋恩教授、洛斯教授和厄舍教授，是他們教會我如何思考。
28. 國內外的暑期活動
讀完大學二年級後的夏天，我和保羅•蓋爾參加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組織的大峽谷昆蟲學活動。活動的領隊是博物館的昆蟲學主任弗蘭克•E•盧茨博士。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在紐約塔克西多公園附近的昆蟲學習站跟他一起度過兩個夏天。1934年的昆蟲學探險活動的目的，是要研究大峽谷底部和舊金山頂峰附近不同海拔高度的不同昆蟲種類的變化。那是一種生態研究—這個術語當時沒什麼人用，表明了大峽谷底部的昆蟲種類與墨西哥相同，而在幾英里之外的山頂上—高度卻相差10 000英尺的地方—昆蟲的種類卻產於阿拉斯加。簡單地說，由於相應的溫度變化，緯度在確定昆蟲種類分布問題上可能與經度同樣重要。那年夏天，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楚地懂得了大自然的內在秩序。
暑期快要結束的時候，令我驚喜的是，父親要跟我度過一個星期。這並不是預先計劃的，而且我一直沒能完全理解他為什麼會決定坐兩天的火車來看我：衝動行事完全不是他的性格。我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在亞利桑那北部的莫紐門山谷參觀了佩恩蒂德沙漠上的霍皮族村莊，以及謝伊峽谷的印第安部落阿納薩茨(Anasazi)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