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頁
如今的分區法規要求新的建築物必須“嵌入”根據它在地塊上的面積和位置而確定的“框子”里。這就是說，辦公樓必須隨著它高度的增加而相應往後退出空地，以便下面的街道獲得更多的採光和空氣。你的樓越高，可使用的地面面積就越小。其結果是建築物效用低下，建築外型不賞心悅目。為了鼓勵開闢更多的露天面積，任何高度的摩天大樓都被允許建設，只要大樓的基座面積不超過土地面積的25%。在華爾街，還沒有人大膽地委託建設這樣的大樓。他們覺得那樣就浪費了寶貴的土地，減少了大樓的使用面積。
我和比爾、納特都沒有被這種觀點說服。納特安排了負責利華樓和製造商信託分行設計工作的建築師戈登•邦沙夫特來從事這個項目的設計。在研究了各種可能性之後，戈登的建議是在寬闊的廣場上建一個60層的矩形塔樓，沒有縮進平台。為了實現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和效用，建築物的結構立柱放在外面和電梯井周圍。這樣，每一層擁有的工作空間都比傳統建築物更加統一、通暢。戈登還打算運用組合建築方式，這樣，電氣、水管、供熱和空調管線就可以用規範的方式安裝在地面和天花板上。這一發明—現在已經成了行業規範—使得辦公室的布局更加靈活，裝修工程又快又便宜。
戈登設計中的另一個天才之作是巧妙地堵上了潛在批評家的嘴，防止他們指責在這么小的土地範圍里建設大樓而浪費了寶貴的面積。大廈的地基要挖85英尺，直達基岩，這樣，廣場地下就多出來5個樓層，而每層的工作面積都是塔樓標準層的3倍。銀行業務的主樓層位於地下，照明通過下沉式露天水池的自然採光。銀行下面的各層包含車庫、禮堂、咖啡廳、巨大的銀行金庫和庫房。
戈登的設計是美國銀行中第一個具有當代風格的總部大廈，在下曼哈頓也是第一座四周為露天大廣場的建築物。大樓作出了在我看來是至關重要的明確宣言。
傑克•麥克洛伊成了單體大樓方案的積極支持者。雖然已是八十多歲的高齡，但弗雷德•埃克也歡迎斯基德莫爾超凡脫俗的設計。有了這兩位強大的支持者，我們沒有遇到什麼麻煩—儘管守舊陣營里有些牢騷抱怨—就讓邦沙夫特的國際風格設計方案在董事會上獲得了批准。
75. 激動人心的新大樓(2)
現在，我們需要市里同意封閉錫達街的一部分，以便我們在兩個街區的地塊上進行建設。方案得到批准的關鍵是要取得羅伯特•摩西的支持。我在為拉瓜迪亞工作的時候—以及後來在莫寧賽德高地的項目中—就認識了他。我前去找摩西—他的正式頭銜很多，其中的一個是市規劃委員會主席。令我大感寬慰的是，羅伯特並不難說服。他相信，要拯救華爾街，就需要一個大的動作，而他喜歡這樣的概念：打開更多的空間，在壓抑的市中心街道上引進多一些的亮光。取得了他的同意以後，其他必須的許可就十分容易了。作為市里讓出錫達街地下土地的交換條件，我們同意拓寬新建的大通曼哈頓一號廣場周圍所有的便道。
開工後不久，我們就把注意力放到了內部裝修問題上。戈登指出，如果不進行特殊裝修，新大樓會很冷、很不招人喜歡。他指出，新古典主義大樓是通過立柱、三角楣飾和裝飾性雕塑來渲染的，而所有這些裝飾物都無法融入我們的建築物里。他覺得大通應當考慮購買一些當代藝術品，用來提升建築物內部公共區域的品質。
我喜歡這個思路，並與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館長艾爾弗雷德•巴爾討論這個問題，他表示完全同意。對於這個提議，傑克•麥克洛伊的思想也很開放。於是，我們成立了一個小規模的委員會—其中包括著名藝術專家、戈登、傑克和我自己—為大樓挑選高質量的現代藝術品。我們準備了50萬美元的資金—這個數目在當時足夠購買現代繪畫的代表作品。從這個相對保守的起點出發，全世界第一個大型的公司藝術品採買如今已經發展到價值將近1億美元的收藏。
工程於1956年年底開工，但我們立刻遇到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問題：水。在挖基礎的時候，工程師們發現在地下大約50英尺的地方有一股地下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以及影響著建築物下面瀉水台的東河潮汐問題，我們不得不修建與地產一樣大小的圍堰—這項變更成本很高，因為這部分工程必須首先完成，然後我們才能開始基礎土方工作。基礎本身將近100英尺深，最終要挖出22.5萬多立方碼的土方和石頭。結果，工程被延誤，建設成本大幅度上升。幾次全市規模的大罷工使工程進度進一步耽擱，費用再一次提高。建築的概算本身就達到了5 500萬美元;最後，總成本—包括土地和裝修—為1.45億美元。但是，25年後，大樓的市值幾乎是那個數字的3倍。
我很擔心人們對我們新奇的銀行總部會作出批評性的直接反應。但是我多慮了。“大通一號”獲得了各家刊物的狂熱褒獎：《福布斯》讚許說，它“給古老的金融地區投下了一個新鮮而充滿希望的身影”;《建築論壇》則稱之為“華爾街上最大膽、很可能也是最明智的投資之一”。
如今，人們普遍認為，大通銀行留在市中心的決定對於消除其他銀行和金融機構撤離該地區的危險起到了關鍵作用，是華爾街振興的至關重要的第一步。
20世紀50年代末對我和大通來說，是個多事之“秋”。我們開始將一個古老的管理結構和頑固的公司文化改造成某種更加合理、更加能夠應對當前世界的東西。我們對下曼哈頓再次作出了承諾，並在此過程中影響了他人也留在那個地區。我們還建造了一座激動人心的大廈作為我們的總部—而這個大廈象徵著“新”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問世。
雖然在這個階段銀行取得了進展，但並非所有在大通的人都支持或者理解我所倡議的改革。其中有個特別的主管官員站出來跟我唱“對台戲”，反對我對銀行的未來設想，以及我認為銀行應當遵循的前進方向。我與此人的衝突在隨後的幾年裡發展成為銀行內部的一場重大的權力鬥爭。
76. 爭奪銀行的“靈魂”
喬治•錢皮恩是美國最著名、最受敬重的銀行家之一。1958年，他被選為儲備城市銀行家協會(Association of Reserve City Bankers)的總裁，就是一個證明。喬治認識我們所有的主要公司客戶，他們都尊重他的意見、珍惜他的友誼。他穩重、聰明、專業、冷靜。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更好地代表大通的保守型銀行文化—也就是那種我感覺需要進行改革的文化。
他惟一在乎的是要當個信貸官員，一個“棒極了”的信貸官員;而且在他看來，這也是銀行應當惟一在乎的。他一直辛勤工作，致力於把大通建設成為全國最好的批髮型國內銀行，主要服務於美國的大型公司。滿足這些公司的需求一直就是大通的主要職能，那是我們的收入和利潤的主要來源;對於喬治來說，其他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是不務正業，是資源的浪費。我已經明白，他對開展國際業務有一種本能的不信任。有一次，他對一群信貸學員說，如果銀行走向國際，“我們就會失去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