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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也曾努力效仿父親，向各類非營利機構捐款。我還與洛克菲勒大學保持了60多年的密切關係，而這種參與賦予了我巨大的滿足。
洛克菲勒大學的使命—“造福全世界的人類”—是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反映了祖父和父親對自己的財富應當得到明智應用的深深擔憂。他們意識到，公共衛生方面的進步關鍵取決於了解人體和疾病性質方面的科學進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召集了一批最出類拔萃的科學家—他們分別從事心理學、解剖學、生物學和醫學領域的研究，並為他們提供了最好的設備設施，同時強調他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必須免於外界的壓力和影響。
洛克菲勒大學在20世紀席捲生命科學的科學革命中一直走在最前沿。細胞生物學的原理就是在這所大學的實驗室誕生的;正是在這裡，佩頓•勞斯第一個證明病毒致癌;正是在這裡，DNA的雙螺旋結構的某些迷團被破解。如今，大學的80個實驗室—每個實驗室都由某個高級科學家負責—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道路，從1個世紀以前的六七個實驗室發展起來的。分子遺傳學家、理論物理學家、神經病學家、免疫學家、分子生物化學家、生物物理學家以及許多其他科學家運用最先進的科技—比如最新一代的核磁共振圖像顯示器和高速計算機—不斷提高著人類的認識。他們為提高我們對細胞功能的認識作出了貢獻，幫助繪製了人類基因組圖，勾畫了人類生命的重要特徵—這些工作所代表的希望不僅僅是戰勝人類最古老的敵人，而且還包括人類壽命本身的延長。
洛克菲勒大學繼續保持全世界醫學研究機構中前6名的地位，21位諾貝爾獎得主多年來一直在該大學工作。1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家族對洛克菲勒大學的支持表明，擁有巨大經濟資源的個人能夠通過頻繁而慷慨的慈善行為來促進、改善社會的總體福祉和進步。
132. 央巴卡帝洛中心(1)
與許多人的觀點正相反的是，掙錢的能力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關鍵因素。利潤的誘惑產生了就業，創造了財富，以任何其他社會或經濟體制所無法實現的方式賦予人們力量。正因為此，誰都不應當因為賺錢而感到愧疚。
同樣，誰也不應當因為審慎冒險而感到愧疚。這是我從熊彼特那裡學到的一個基本真理。熊彼特認為，如果沒有企業家願意把新產品和新創意帶到市場，如果沒有投資人願意為之投入資金，那麼真正的經濟增長就不可能實現。正如我們在20世紀學到的慘痛教訓一樣，那時就只有政府來控制生產要素，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俄國和東歐田園荒廢、工廠凋敝，亞洲、南美和非洲各地幾十億人民生活得傷痕累累。
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的長期投資—經歷了各個不穩定和危機階段—有力地證明了我願意承擔與收益前景相匹配的風險。也許，我這種冒險意願表現得更加強烈的是我介入的、被有些人稱做“西部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 West)的舊金山央巴卡帝洛中心(Embarcadero Center)項目。
央巴卡帝洛中心項目是舊金山通過聯邦城市更新程序決心重振破敗的碼頭區沿線商務中心區的一次努力，通過大幅度降低土地成本來吸引夠資格的開發商。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蒙哥馬利大街以東的市中心地區大部分都是擁擠不堪的破落貧民窟、農產品市場和廉價旅館。在精明能幹的賈斯廷•赫爾曼的領導下，為重振這個歷史區域成立了舊金山再開發署(San Francisco Redevelopment Agency, SFRD)。賈斯廷的設想與父親通過建設洛克菲勒中心重振曼哈頓中心區的希望驚人地相似。
1969年，我加入了一個合夥企業—合伙人中還有德克薩斯開發商特拉梅爾•克羅、亞特蘭大建築師約翰•波特曼和我哥哥溫斯羅普，擬投標競買SFRD出售的一塊土地。我們建議建設一個飯店和4棟辦公樓，連接各樓宇的是廣場和人行道，廣場上提供大量的零售面積可用於餐館和商店。該設計很有創新性，方案很快獲得了SFRD的批准。我們的合約要求我們在10年期間分別、按順序清理場地並建設那5座大樓。我們說服了保德信保險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成為我們50%的合伙人，並提供建設融資。
我們於1971年開始動工，並在接下來的3年裡完成了頭兩座辦公樓和凱悅飯店(Hyatt Regency Hotel)，將波特曼簽字門廊放在中央位置。不幸的是，我們工程完工的時候，舊金山的經濟蕭條使房地產市場疲軟了下來。
眼看央巴卡帝洛中心的第二座辦公樓空置了一半，第三座70萬平方英尺的辦公樓(EC3)沒有一個租戶簽約，這時，保德信保險公司拒絕在EC3占有實資—儘管如果我們繼續建設的話，它仍然有義務提供抵押融資。因此，1976年，隨著因為別處的經濟問題克羅和波特曼分別退出央巴卡帝洛項目，溫斯羅普的財產執行人又不願意投入更多的資金，我陷入了困境。我可以徹底退出，也可以自己單幹。如果我退出這個項目，與SFRD簽署的協議將禁止我參與EC4的建設。但是，如果我自己融資，則要求我提供全部6 000萬美元的資金—相當於信託基金之外我個人的淨值—以及每月100萬美元的額外資金，直至形勢扭轉。因此，如果我繼續進行這個項目，而蕭條的形勢繼續下去，我個人就有破產的危險。
雖然迪克•迪爾沃思和我的其他顧問們都告誡我不要擔負這種額外的風險，我還是決定冒一冒險。我相信，一旦蕭條期結束，央巴卡帝洛的面積就會炙手可熱。儘管如此，自己單獨幹下去的風險還是巨大的。
單幹頭3個月的形勢沒有見到什麼希望。大樓自1976年夏天完工後長期空置。我們夜裡一直開著燈，這樣大樓就不會黑黝黝的。但是，從凱悅飯店的窗戶往外看，實在無法讓人感到寬慰—除了夜間警衛外，出租樓房裡空無一人。
謝天謝地，舊金山市場很快扭轉了局面，租戶們開始承租EC3了。到了1977年中期，租金已經達到了扭虧為盈的水平。保德信公司同意為EC4提供抵押融資，並央求我允許他們在實資投入方面也投入他們相應的股份。我同意了，但前提是他們必須以較高的新評估價格買回他們在EC3里的50%股份。這樣，我不僅收回了我在EC3里的投資，而且收回了在整個央巴卡帝洛中心項目里的投資。我為了繼續從事該項目而冒的風險，結果為我贏得了豐厚的回報。
數年以後，我們擴展了該項目，增建了央巴卡帝洛西區，結果該新投資毀在了1989年的房地產市場疲軟和港灣地區地震的形勢下。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面對需償還的巨額貸款，央巴卡帝洛西區在破產的邊緣“晃悠”著。但我繼續對舊金山的長期前景抱有信心，而且儘管我的顧問們猶豫再三，我還是決心堅持下去。
到了90年代中期，在舊金山民眾的協助下—他們對城市的迅速發展感到震驚，投票支持嚴格限制新商業建築項目，房地產市場得到了恢復。1998年，由莫特•朱克曼控制的房地產公司—波士頓不動產公司—用18億美元的價格買下了央巴卡帝洛中心的所有辦公樓。由於我從波士頓不動產公司那裡獲得的是債務形式的付款，因此我在央巴卡帝洛仍然有間接的風險，但在此過程中，我分散了自己的投資，包括美國各地主要地區黃金地段的不動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