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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初衷是給他的孩子們每人一小筆錢，然後逐年增加，直到我們30歲。信託財產的設立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在我們30歲之前，信託財產的收益除了支付給我們的以外，並不是用於再投資，而是分別捐獻給數個指定的慈善機構，包括洛克菲勒研究院和里弗賽德教堂。
1935年，也就是信託財產開始運作的第一個整年，我只收到2 400美元，是收益總額中的很小一部分。這筆錢包括我的所有生活和大學費用—除了學費以外，然後是每年400美元，也就是父親在我上大學期間每年支付給我的。有時，我的確發現自己手頭現金拮据，不得不請求父親提前給錢。而他通常會把我的請求當做是教誨和指導的機會。他在1935年寫給我的一封信中表達了他的不悅：
你在這個期間花的錢遠遠超出了預計的收益—如你所說，這當然是因為計劃不當，是個錯誤……你當然想像得到，我對你感到有些失望，因為你再一次陷入了經濟困境。當你每年獲得1 500美元的時候，你並沒有什麼問題。隨著錢數的增加，好像困難也加大了。“財富越多，人越容易失去頭腦”，這句老話很有道理。我希望從現在開始，你能計劃好自己的開支，不再驗證這句老話。今天我就把400美元匯到你的銀行帳戶上。
1934年，父親在設立信託財產的時候告訴我、勞倫斯和溫思羅普，我們的信託資金所包含的資產遠遠少於他留給母親和我們的其他兄弟姐妹的數額。父親給我寫了一封信，解釋了他的理由。他的信很好地描述了他對年輕與金錢之間危險結合的感覺：“我在第一次與你談論這件事的時候，我腦子裡想的是給你們3個小兒子留下與其他孩子一樣多的財產。回頭一想，我認定這麼做對你們將是不公平的……首先，因為那樣可能會導致你們陷入一種境地，使你們感到彷徨和無措，因為你們突然背上了沉重的、相對新的責任……第二，那樣會……嚴重破壞你們在成長期間獲得的指導和忠告的機會，而提供這種機會是做父親的職責。”
但是，當國會在1935年提高了饋贈和財產稅稅率的時候，父親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策略。他很不情願地得出結論，如果他不現在就提高自己留給3個小兒子的信託資產的話，他就會永遠喪失機會。於是，他增加了我們的資產份額，並因此將所有的信託資產平均到了大約1 600萬美元的水平。我是到了數年之後才被告知自己的信託財產數額的。
1935年6月中旬，父親在我和迪克踏上歐洲之行後不久，給我寫了封信：
我原本不應當現在就採取這個步驟，可是，形勢似乎在逼迫我這麼做。關於如何明智地管理和處理財產，要獲得這種知識，最好是通過經驗的逐步增長。我在贈送你們所有財產的時候，這種想法一直在我腦中占主導地位……我把巨大的信託資產給了你們。但是，我知道，你們永遠不會讓我後悔這麼做的。
愛你的，父親
31. 選擇職業
在畢業那年，我忙於撰寫我那篇關於費邊社會主義的畢業論文—《費邊眼裡的赤貧》(Destitution Through Fabian Eyes)。該論文針對的事實是，對待貧困的傳統歐洲模式依據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贖罪的方法是施捨給窮人。其重點落在施捨者來世的好處，而不是基於這樣一種理念，即每個人都有為需要的人提供幫助的社會義務。在比阿特麗斯和雪梨•韋布的領導下，費邊社會主義者採取的是相反的觀點。在他們的眼裡，獲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政府固有的責任。
韋布夫婦和其他費邊主義者提出的理論奠定了貝弗里奇的研究基礎。貝弗里奇當時是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院長，也就是我此後不久前往進修的地方。貝弗里奇後來成了福利國家的主要設計人之一，而這種福利制度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在英國得到認可。
大學生活臨近結束的時候，我還不很清楚自己這輩子要幹什麼，甚至不清楚畢業後立刻從事什麼職業。我有點想在國際領域追尋些什麼，而且傾向於某種獨立於“家庭辦公室”的事情，因為我的3個哥哥已經在那裡工作了。進修商務或經濟類研究生課程對我有些吸引力，但那也不是一個明確的目標。我感覺自己需要聽取某個我尊重的、自己的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見。
多年來，我一直敬仰威廉•萊昂•麥肯齊•金，而在與父親一起處理拉德洛慘案後事以後，他已經成了父親的密友。金先生後來承擔了加拿大自由黨的領導職務，並於1935年當上了總理。他在紐約的時候，經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時也會去參觀錫爾港。他對我總是非常熱情、友善，跟他交談我感覺非常隨意。我所認識的麥肯齊•金並不符合我後來聽說他在加拿大的名聲：強硬、古怪、遙不可及。
徵得父親的同意以後，我給金先生往渥太華寫了封信，請求拜訪他並聽取他的意見。金先生立刻回復，邀請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過一個周末。通過長時間討論我的選擇和興趣之後，顯然對我最有意義的事業是在政府界或國際金融界謀職。無論做什麼選擇，金先生始終認為我最好獲得經濟學的博士學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學過的課程。這不僅有利於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識培訓，而且還能讓我在他人面前樹立可信度，因為若非如此，人們可能會覺得無論我從事什麼工作，主要都是因為受到了我家族的影響。
金先生的觀點令人信服，因而我決定在哈佛繼續學一年研究生課程，以便開始跟著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學習經濟學。完成了那一年的學業後，我的計劃是進倫敦經濟學院，然後在芝加哥大學完成進修，這樣我就能最大程度地擴大自己的知識面。通過在3個大學學習，我將有機會結識許多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32. 一篇論文
我回到紐約之時，幾乎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法的安撫政策最終未能平息希特勒，也沒能改變他創建德意志大帝國、讓德國再次凌駕歐洲的目標。隨著不可抵擋的閃電戰吞噬了波蘭，我讀著報紙、聽著電台，心中感覺越來越恐懼。那是一種新型戰爭，我不由得為自己以及我在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朋友們的未來感到迷茫。
那年秋天，我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我的畢業論文。我選擇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我父母在公園大道的家裡，以便躲避紐約市固有的喧囂紛擾。住在“基魁特”對我來說在幾個方面都非常合適，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離佩吉•麥格拉思很近。我父母過來過周末，但若非如此，我便是獨自一人。我把祖父臥室旁邊的起居室改成了我的書房。吃飯的時候，我享受著管風琴—聽起來像是鋼琴。我尤其喜歡《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和《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Tristan und Isolde)的詠嘆調。一旦我需要在知識探索的征程途中喘口氣，或者在面對“白紙一張的恐懼”時，我可以打高爾夫、騎馬、到娛樂房游泳，或者到俯瞰哈得孫河的樹林裡散散步。這種日子的確很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