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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只有兩個歐洲分行，負責人幾乎毫無想像力，也沒有市場營銷方面的智慧，因此大通銀行的業務顯然需要更加強硬的戰略。
46. 拉丁美洲：未挖掘的市場
到了1947年的年底，我已經為努力哄誘客戶到我們的倫敦和巴黎分行做銀行業務而遇到的重重困難感到一籌莫展，請求調到對外部的拉丁美洲科室工作。
拉丁美洲一直是大通銀行更加重視的區域，而與此同時，我對該地區的商務、文化和藝術的興趣也已經增強了。在我從戰爭中回來後立刻與佩吉度過的第二次蜜月期間，我們兩人遊覽了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區，深深地迷上了那個國家令人敬慕的戰前文化、動盪的殖民時期和強勁的當代精神。
內爾森為協助拉丁美洲發展經濟而制定的遠見型計劃也勾起了我的想像。1945年8月，內爾森從國務院辭職後，成立了兩家機構—非營利性的美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國際協會(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IA)和盈利性的國際基本經濟公司(International Basic Economy Corporation, IBEC)—以便為委內瑞拉和巴西的經濟發展和多樣化而提供基礎援助和金融資金。
我被他的計劃深深地打動了，便要求我的信託委員會動用本金，這樣我就能夠在IBEC投入100萬美元。許多年來，IBEC一直是我最大的個人投資項目之一。
1948年，我在佩吉的陪伴下，第一次到我的新領域裡做商務旅行。我們參觀了大通在波多黎各、古巴和巴拿馬的分行，考察大通在委內瑞拉和墨西哥的貿易融資業務。我發現，大通銀行在不同國家的地位和前景差距甚大。我們壟斷了巴拿馬和運河區的市場;在古巴，我們是蔗糖作物的主要融資人，但僅此而已;在波多黎各，我們的地位無足輕重。初次考察回來，我確信大通可以大幅度擴大自己的業務範圍。1948年3月，我在給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的備忘錄里匯報了我的考察結果。在匯報加勒比的分行情況時，我寫道：
我對所有3家分行的總體印象是，他們都是按照保守的商業銀行政策經營的，但對於在自己所在地區應當扮演什麼角色，沒有什麼總體思考或理念……我的感覺是，如果我們去努力摸索，大通是有可能建設性地幫助這些國家制定並執行相關計劃，通過改善農業、提高經銷的效率和深化工業化的程度來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再次閱讀這些報告的時候，為自己的魯莽感到驚訝—竟然衝著董事長批評其銀行的經營。不過，不容置疑的是，的確有必要改變我們的經營方法。我在那份備忘錄上指出：
毫無疑問，本土化的趨勢以及該趨勢所代表的一切在拉丁美洲呈上升勢頭。我們的拉丁美洲鄰居們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容忍美國機構在他們的領土落戶，除非那些機構願意對當地經濟產生興趣。因此，就拉丁美洲整體而言，就我們的南方分行具體來說，我認為大通應當重新考慮自己的政策，這符合我們自己—以及他人—的利益。
我萬沒有料到，我的上司們允許我嘗試一下我們所提供的各種服務，擴大我們在拉丁美洲的業務。
47. 巴拿馬：用牛作抵押
巴拿馬似乎是啟動變革程序的絕好地方。大通銀行在巴拿馬和運河區已經運作了25年，擁有綜合領域的所有銀行存款的50%。我們融資的對象有經過運河的運輸費用、蔗糖和香蕉作物的出口，以及在巴拿馬市和科隆當地商人的生意。但是，我們的存款大大超過了我們的貸款，因而我和巴拿馬的經理一致認為，大通應當把我們當地存款的更大一部分用於促進巴拿馬的經濟增長。
首先，我們在孤立的西部省份奇里基省的一個小城開了一個分行—該城鎮恰好也叫戴維—以便為牛牧場主提供貸款。沒怎麼接觸過信貸的牧場主們覺得無法開發他們的經營，因此我們啟動了把他們的家畜當做抵押物來為我們的貸款擔保的做法。1951年，我為了分行的開業前往戴維，跟大家一起在抵押給我們的一些牛身上烙上大通的徽標!
我們通過提供信貸，使得牧場主們能夠擴大他們的經營，為銀行產生大筆收入，並為大通贏得了名聲—一家外國銀行致力於造福巴拿馬人民。隨著擁有並經營運河的民族熱情的上漲，大通協助開發當地經濟的意願在維持我們的有利地位方面變得十分重要。
48. 甘蔗與古巴革命
“安的列斯的珍珠”—古巴—表現出同樣誘人的機會，但在政治穩定性方面呈現出一些重大風險。自美西戰爭以來，美國在古巴的經濟中已經建立起壟斷地位，而該國的經濟已經嚴重依賴於甘蔗的生產及其向美國市場的出口。
雖然大通是美國銀行界在為蔗糖作物融資方面的領袖，但蔗糖的出口僅占該島商業經濟的20%。在其他經濟領域—菸草、採礦或旅遊—我們的介入微乎其微，或者乾脆為零。我認為，大通應當建立更加廣泛的基礎，而且應當立刻動手。我提出了一個獨特的建議—至少在當時來看是這樣。我建議購買某一家擁有現成分支系統的當地古巴銀行的股份。獲得總部批准後，我開始與古巴信託公司—它是規模最大、經營得最好的古巴銀行—總裁進行談判。由於古巴民族自豪感這個主要原因，我們的提議如石沉大海，因此，作為替代方案，我們在哈瓦那又開了兩家分行。
幸好我們在購買銀行方面沒有成功。1959年1月1日，卡斯楚推翻了專制的巴蒂斯塔政府。雖然《紐約時報》將卡斯楚描繪成一個“民主而反共產主義的改革家”，形勢的發展卻截然相反。
卡斯楚在幾個月時間裡就建立了西半球第一個效仿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政府。1960年，他沒收了價值20億美元的美國資產，包括大通的所有分支機構。幸運的是，他忽略了由1 700萬美元美國政府債券擔保、貸給古巴政府有待償還的1 000萬美元貸款。作為對沒收我們的分行機構的反應，我們賣掉了抵押物，迅速補償了我們的損失。
49. 波多黎各的“經營自主”
我在1948年的備忘錄中，將大通在波多黎各的地位描寫為“令人扼腕悲嘆”。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在1934年就曾經親自授權設立分行，但在這些年裡，開發其潛力的工作幾乎絲毫沒有開展。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個案里的民族主義，雖然在世界的大多數地方，對銀行的經營都是一種威脅，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良機。1948年，路易斯•穆尼奧斯•馬林總督—他一直在領導著旨在為該島嶼獲得“自治政區”地位的努力—開始實施“經營自主”計劃，擬開發島嶼的資源並使之多元化。在我看來，這是大通銀行擴展業務的一個現成機會。
我與穆尼奧斯•馬林和他那精明能幹的經濟開發秘書特多羅•莫斯科索非常熟悉。由於信貸是他們開發工作的關鍵，我們便介紹給他們一個計劃，貸款給私人買家購買政府擁有的企業。比如，我們借給費雷兄弟100萬美元來收購一家鋼鐵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