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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與阿爾傑共進晚餐
對希斯的指控於1948年8月開始公諸於眾。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作證的時候，《時代》雜誌前編輯、承認自己曾經是共產黨的惠特克•錢伯斯指認希斯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所在的黨組織的一個成員，是蘇聯諜報網裡的一分子。當錢伯斯在國會大樓外面重複這些指控的時候，希斯控告他誹謗，從而開始了數年裡轟動全國的法庭戰爭。錢伯斯的指控過去幾個月後，卡內基的董事會聚集在一起，吃了一頓我所參加過的最尷尬的晚餐。阿爾傑一到，氣氛就變得緊張起來，而當我們開始就坐進餐的時候，他兩邊的椅子都是空的。我覺得這樣太尷尬，便坐在了他右邊。哈維•邦迪坐在了他的左邊。來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心直口快性情暴躁的律師威廉•馬歇爾•布利特坐在我的右邊。布利特年事已高，耳朵很背，在晚餐期間不斷大聲絮叨希斯為什麼是個叛徒、為什麼應當立刻從基金會開除。我往前探著身子，徒然地想護著阿爾傑免受口頭攻擊，但布利特執拗的聲音穿透了房間的每一個角落。
晚餐後，阿爾傑告退，這樣董事會就可以討論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包括是否繼續聘用他的問題。董事會逐個徵求我們的意見，大家一致同意立刻開除希斯，直到輪到我表態。我表示不同意，說指控畢竟只是指控。在希斯被裁決有罪之前，我們必須將他當做一個無罪的人來對待。我建議說，最好讓他請假一個時期，因為在當前情形下他無法有效地在基金會工作。湯姆•沃森等人支持我的觀點，最後董事會作出讓步，讓阿爾傑帶薪休假。他接受了這個提議。
希斯-錢伯斯一案一直拖到了1949年—希斯沒有被判決犯有間諜罪，而是因為在國會面前否認自己認識惠特克•錢伯斯而被判偽證罪。直到1996年他去世的那天，希斯一直否認自己是蘇聯間諜，而他的支持者繼續堅持他無罪。在證據齊全了以後，我覺得他看來的確是個蘇聯特工。
另一方面，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機會主義政客們在利用希斯的案子來攻擊新政、反對美國發揮更大的國際作用，聲稱共產黨已經滲透了聯邦政府，並把它當做全面“國際陰謀”的一部分。因希斯案件而激起的情感標誌著我們的政治生活中出現了一種危險趨勢。從那時起，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將個人當做魔鬼，肆意攻擊我們的政府機構，以便將他們自己的固執而過激的意識形態強加在其他人身上。最後，我成了這兩個極端的最佳攻擊目標。
64. 私人秘書
沒過多久，我就意識到，我需要有人幫我處理大量的外部事務。戰後的幾年當中，處理這類關係的家族辦公室幾乎完全由父親提供資金。除了法律、財會和投資服務外，還有20個職員在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管理著大量的社會和非營利活動。父親的慈善顧問阿瑟•帕卡德以及他的年輕助手達納•克里爾幫我處理非營利活動，但他們都無法代替私人秘書的作用。
1947年，我聘請了埃莉諾•威爾克森做我的私人秘書。她是個專業速記員，擅長安排社會活動、處理各種複雜事務。埃莉諾是此後30年我工作中的頂樑柱，與我的銀行秘書埃德娜•布魯德爾密切合作，保證我的日程安排不會失控。這兩位出色的女性組織能力強，辦事效率高，與人打交道細緻而有策略。
1951年，我決定增加一名私人助理來管理我越來越大的慈善利益。一番搜索之後，我傾向於聘請我在巴黎服役時期的同事沃倫•林奎斯特。戰後，林迪在大通銀行工作了5年，然後給格雷斯公司(W. R. Grace and Company)的董事長R•彼得•格雷斯當助理。
林迪幫助我處理我在洛克菲勒大學、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紐約國際中心以及許多其他機構中的活動。他負責我的通信和日程安排，跟我一起策劃我在各個機構里的作用。林迪後來在指導我個人的大型房地產投資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隨著林迪越來越全面地介入房地產事務，隨著我的個人活動和責任的增加，我又另外聘用了一些人。理察•達納和德沃斯•史密斯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在戰爭時期曾經跟我一起在歐洲服過役。來自特威德米爾班克的年輕律師約翰•布盧姆(傑克)被安排在家族辦公室，協助林迪工作。
我賦予我的下屬們相當大的自主權，雖然我們定期在一起討論。他們每一個人以及他們的繼任—理察•E•薩洛蒙、小約翰•B•戴維斯、艾麗斯•維克托、帕特里夏•斯莫利、克里斯多福•凱南、彼得•J•詹森和馬尼•S•皮爾斯伯里—都工作得盡心盡職。他們大大地拓展了我的工作範圍和影響力。沒有他們，我永遠無法平衡我在大通銀行的工作和我的“平行事業”。
65. 偉大的天然領袖
1953年1月19日，約翰•J•麥克洛伊接替了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的大通曼哈頓董事長的職位。從許多方面說，傑克被挑選為全國最大的商業銀行之一的領導人，是不同尋常的。跟溫思羅普一樣，傑克是律師出身，而不是銀行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在華爾街最強大的律師事務所克拉瓦思-亨德森-德格斯多夫(Cravath, Henderson and de Gersdorff)當了10多年的合伙人，與不少投資銀行和大公司密切合作過。戰爭剛結束，他就成了華爾街另一家著名事務所米爾班克-特威德-霍普-哈德利-麥克洛伊(Milbank, Tweed, Hope, Hadley & McCloy)的一個署名合伙人，大通銀行和我們家都是該事務所的客戶。但是，傑克在他多年的執業律師生涯中並沒有直接接觸過商業銀行這個專業化程度很高的領域。
顯然，大通銀行董事會在作出選擇的時候，忽略了傑克有限的金融背景，看中了他出眾的公共服務生涯。1940年，他就作為沃爾•亨利•L•斯廷森秘書的特別助理進入了政府部門，並在第二年就當上了助理秘書。在戰爭結束之前，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成了羅斯福總統顧問圈子裡的一個關鍵人物。
1947年2月底，傑克就任世界銀行總裁兩年多，直到他被委任為美國在被占德國的高級長官。傑克與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總理密切合作，主持了西德的創建、西德的軍備重整和西德為西方聯盟接納的過程。他在任期中取得了重大成功。1952年7月，他作為一個深受尊敬的名人回到了美國。
雖然傑克沒有做過一筆貸款，沒有分析過一份盈虧表，但他具有巨大的聲望，是個偉大的天然領袖—這些素質表明他會懂得如何管理像大通這樣一家大型機構。他的董事長任命對我們這些一直努力拓展銀行國際業務的人是一大鼓舞。
66. 奇怪的關係
由於興趣相似的緣故，我對自己與傑克之間從來沒有建立起密切的個人關係感到十分失望。這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早年的生活差距太大，以及一樁特別事件似乎讓傑克受到了終身傷害。
傑克出身於費城—他常常回憶說是“一個錯誤的地方”。他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他完全是依靠個人努力和出色的能力才讀完了阿默斯特大學和哈佛法學院，並進而成就了驕人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