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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戰戰兢兢地開始了我的論文寫作，因為我過去從來沒有從事過需要如此集中研究、思考和寫作的工作。此外，我完全是靠自己，沒有教授可以依賴。我痛苦地意識到，我必須針對一個具有經濟意義的主題撰寫出體現創新思想的文章。
33. 閒置與浪費的“思考”(1)
我的論文—“閒置資源與經濟浪費”—論述的是一個範圍很廣的話題的一方面：要糾正作為大蕭條時期典型表現的超常失業水平和工業產能的閒置問題，主要應當依靠市場因素還是政府的干預。海克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信賴的是市場因素，而凱恩斯及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卻認為，只有政府干預—包括赤字財政和刺激經濟的政府投資—結合經濟結構的根本性重組，才能使美國以及其他先進國家恢復到全面就業和繁榮興旺的鼎盛時期。
我所探討的論點涉及範圍較窄—工業產能的應用。這個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前一直沒有受到經濟學家的注意。在那個時候，雇用著成千上萬名工人的大型工業公司—包括汽車廠、鋼鐵廠
等—是美國經濟領域裡唱主角的。由於大蕭條的原因，這些工廠中有許多已經歇業，或者運行的規模只是其產能的一小部分。對許多人來說，這種局面意味著浪費，因為工廠沒有得到利用，而大量的工人又失去了工作、陷入嚴重的個人困境。許多人認為，政府應當通過建設公共設施或直接向失業人員發放救濟的方式往經濟領域投入資金，這樣就能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刺激私營部門的活力，而私營部門就會反過來利用其閒置的能力，提高人們的就業水平。我所論述的具體問題是，閒置的產能是否如同許多經濟學家所強調的那樣被浪費了。
胡佛和羅斯福兩屆總統都通過年度預算赤字在經濟領域投入了資金。雖然形勢在20世紀30年代期間出現了緩慢的好轉，國家還是有一支龐大的、似乎是永久性的失業隊伍，工業產能的很大一部分還是閒置著。經濟學家研究了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提出了各種解決辦法。我覺得有很多研究都沒有能夠準確地定義使用的術語，而他們的結論如果得以應用，有可能會導致不合適的、不明智的財政和管理政策。
比如，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發表了一系列分析報告，支持永久性政府干預的意見。有一個欄目提出“超低消費是一種痼疾，是工業組織現有結構形式所固有的”，而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不僅是浪費，而且也是我們的經濟體制中不可避免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設立一個永久性公共計劃，消除借貸限制，提高政府在經濟生產計劃方面的作用。
我覺得，更能說明為什麼沒能理想地實現工廠產能的全面、長期有效的解釋是—“企業家的愚蠢和缺乏遠見”。於是，既然不能指望商人制定明智的計劃，就只能由其他人來承擔這個角色了。
類似這樣的論斷引導著我深入探討浪費的經濟和道德含義，以及在什麼情形下沒有得到應用的產能構成了實際意義上的浪費。我發現，這些論調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一種不健康的錯誤認識，即把閒置和浪費等同了起來。事實上，閒置並不等於浪費。比如，如果迫使某工廠關門的原因是品位和技術方面的變化，而不是需求不足，那麼重新開張就是一種浪費。更重要的是，大多數此類研究認為，產能沒有得到應用或造成資源閒置—並由此導致了高失業率和低收入，不論當時的情形好壞—的主要原因是企業家和公司經理們作出了自私的決定：保持低產量，以便獲取高價格和巨額利潤。
我發現這一觀點非常流行。促使某商人決定不使用其部分產能的原因有很多：購買材料的困難、季節性波動、高賦稅、政府管理過度，甚至是他自己沒能正確理解市場。如果某工廠因為技術或者消費者品位的變化而關閉，則工廠繼續運營所造成的浪費更多，還不如將其剷平，另起“爐灶”。
我的結論是，如果某種經濟資源未能得到應用，這一點本身並不是浪費的表現。從實務政策的角度說，這意味著：如果把工廠閒置現象當做將干預型政府政策合法化的依據，那麼就會導致不當行為，產生相反的效果。在另一方面，我同時明確指出，在出現極端的情形時—比如嚴重減少總需求的經濟蕭條—政府投資這種刺激手段不僅是一種防衛措施，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當時，我對於商人的決策過程和原因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曾經教過我的經濟學家的模式。但是，當我今天再次閱讀我的論文時，很顯然，對我影響很大的不僅有熊彼特、海克和奈特，還有我的祖父。
在論述像他那樣的商人的行為時，我指出，那些認為“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欲望是企業家惟一驅動力的想法是錯誤的。誠然，賺錢的欲望是一個重要的動機，但還有其他動機，而且其重要性常常並不亞於賺錢。正如我在論文中所強調的那樣：“企業家身份本身代表著一種機會，用於滿足人的發明創新、追求權利和賭博的本
性……事實上，對成就過程的追求，其本身對於許多人來說就是一個目標，而在那些人眼裡，利潤是一種值得付出努力的副產品。忽略了這個事實，是很容易產生誤導的。”
換句話說，經商的一部分樂趣就是完成自己制定的計劃，實現重要的目標，創建某種不朽和無價的東西。我論述說，除了利潤方面的動機和個人的滿足感之外，商人決策的基礎不僅是分析評測其決策對盈虧表和收益報表的影響，而且還有對其工人以及更大範圍的社會的影響。
祖父一定會贊成這些論點。利潤方面的動機是成就的準則，但個人目標是通過社會形成的，而這些目標只有在符合和反映了社會的需求和目標時，才有意義和價值。我在自己的商務生涯里，一直試圖實踐這些原則。
34. 閒置與浪費的“思考”(2)
我全神貫注地投入了幾乎6個月的時間，於1940年4月完成了我的論文。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將自己的論文終稿裝進信封，寄給奈特、瓦伊納和蘭格教授。跟所有作者一樣，我急切地想知道我的讀者有何反應，但我確信自己做得很漂亮、徹底。我的論文委員會認可了我的論文。4個月後，我取得了我的博士學位。
35. 佩吉
那年秋天和冬天，我並不是僅僅在學術領域裡勤奮耕耘。對佩吉•麥格拉思的追求，為我提供了非常愉快的換腦機會，並且最終產生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關係。
我和佩吉已經相識多年，但是我們是在我從倫敦回來之後才開始頻繁而認真地交往的。她的父親—西姆斯•麥格拉思—是華爾街著名律師事務所卡德瓦拉德-威克沙姆-塔夫脫(Cadwallader, Wickersham and Taft)的一個合伙人，她的母親—內瓦•馮贊特•史密斯—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一位前任總裁的女兒。在大蕭條期間，麥格拉思家經濟損失慘重，但還能夠舒舒服服住在芒特基斯科一座漂亮的白色殖民地風格的宅子裡，距離“基魁特”整整22分鐘的車程。那條路在1939~1940年的冬季幾乎被車輪碾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