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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一種對每個人都有同等約束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平等的東西，是中國古代社會無從設想的。平等？則置君父於何地？平等，豈非讓奴才們上臉上頭？這當然斷乎不可。於是便有一系列的所謂道德律令：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與妻綱。一則為綱，一則為目，豈能平等？
有人說，中國古代社會雖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卻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理由是：它要求每個人都必須有道德，即便貴為天子，也不例外，因此平等。這種說法，簡直就是欺人之談。如果不是別有用心，至少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哪有起點的平等可言？
君臣、父子、官民、主僕，各有各的道德準則和道德要求。君應仁，臣應忠，父要慈，子要孝。義務不同，權利也不同。君可以殺臣，臣不能弒君；父可以訓子，子不能責父；可以罰民，民不能告官，又哪有結果的平等可言？儒家說得好聽：“人皆可以為堯舜。”可是君臣主僕所修德目各不相同，君主修“王道”，越修越霸氣，臣僕修“奴性”，越修越窩囊，怎麼會一樣地都是“堯舜”？
然而道德卻要求平等。原始社會之所以有一種恩格斯說的“純樸的道德”，就因為在氏族和部落內部，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沒有這種平等，就不會有道德的要求。就拿仁義禮智信來說，仁就是愛人，義就是助人，禮就是敬人，智就是知人，信就是信任他人和取信於人。但如果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所有這些就都無從談起。不平等的人怎麼相愛呢？又怎麼可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可見，問題並不在於或並不完全在於“以道德代法制”，還在於這種用來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既然如此，這種制度的礙難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窮水盡，也就自不待言。因為“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問題，何況這“道德”還不一定道德！
那麼，我們又為什麼要選擇這種道德，這種制度？
因為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
正如“以道德代法制”未必就不行，群體意識也未必就不好。人，畢竟是社會的存在物。人與動物的區別之一，或人較動物的高明之處，確如儒家所言，是人能“群”。人的自然生存能力並不如動物。他力大不如牛，速疾不如馬，高飛不如鷹隼，深藏不如魚龍，惟有結成群體，才能克服個體無法克服的困難，承受個體無法承受的壓力，從而存活下來發展下去。當然，動物也有群。但動物的群不如人牢靠，因此才有“如鳥獸散”的說法。可見，自覺地意識到必須群，是人之為人的特徵之一。
問題在於，任何群體都是由個體集合起來的。不論個體的存在價值，其實也就等於否定了群體。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化犯了一個錯誤：只強調群體的意義，不承認個體的價值。群體總是偉大的，叫“一大群”。個體總是渺小的，叫“一小撮”。甚至在前些年，當一個“個體戶”還是有風險和被人看不起的。我們總是被告知：“大河不滿小河干，鍋里沒有碗裡也不會有。”其實這話只說對了一半。鍋里不骨，碗裡也確實不會有，但沒有小河都幹了，則不知大河裡的水又從何而來？
否定個體的存在價值，也就必然不承認個體的獨立人格。沒有獨立人格，就沒有自由意志，也就不骨民主和法制。這樣，賴以維繫群體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關係。那麼，這樣一種人際關係要怎樣才能維持呢？無非兩個辦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騙。這兩種手段咱們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壓和懷柔。不過，高壓和暴力難以持久，還是儘量以懷柔和哄騙為好。三綱五常這些“倫理道德”，就是用來幹這活的。
因此，中國古代社會就一定要以道德代法制，而且那“道德”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為非如此，便不足以維持人與人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
人與人之間既然是人身依附關係，則其中的每個人也就都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因為依附者既然要依附於他人，就得交出自己的意志和人格；而被依附者為了保證他人心悅誠服和心甘情願的依附，也不能不多少遷就一下依附者，尤其是遷就一下他們的“集體意志”和“集體願望”，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大家都能接受或無法反對的“道德的象徵”，寬和仁愛，通情達理，沒有個性，還能行禮如儀。這正是劉邦能當皇帝而雍正難免挨罵的原因：劉邦幾乎沒有任何個人的主張，雍正卻個性太強。
項羽、曹操、武則天、海瑞，也一樣。
事實上，本書品評的這向個人物之所以那麼有魅力，就因為倔們有個性，而且個性很強。比方說，項羽就比劉邦有個性，曹操就比齊備有個性。所以，儘管項羽打了敗仗，曹操背了罵名，我們還是打心眼裡更喜歡項羽而不是劉邦，更喜歡曹操而不是劉備。不過實在地講，劉邦畢竟還有些個性，也還不乏可愛之處，劉備就一點也不可愛了。老劉家祖孫相去如此之遠，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實，豈止只是老劉家，整個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也都有點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漢唐，而漢唐又不如先秦。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項羽比比，就不難發現他們也不可同日而語。海瑞當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卻也乏味得多。雍正和項羽相比，顯然成熟多了，卻遠不如項羽讓人激動，令人心儀。甚至連死，都死得不如項羽，真是“死不如他”。文化畢竟是為了人和屬於人的。如果“人”越來越個性和魅力，那麼，這種文化自身還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懷疑。
這似乎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馬克思在談到物質生產的發展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係時曾說過，希臘藝術和史詩是“高不可及”的，希臘文化作為人類童年時代“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復返”的。的確，西方現代文明儘管成就輝煌，舉世矚目，但較之希臘文明，卻少了許多天真爛漫和英雄氣質。這就像一個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蓋世，也總不如青春年少那麼迷人和動人。先秦漢魏是我們民族文化“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當然應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所以，雍正不如項羽可愛，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並不奇怪。
不過，馬克思也指出，一個成年人固然不能再變成兒童，但兒童的天真卻應該使他感到愉快，他也應該“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的真實再現出來”，使自己的“固有性格”在“兒童的天性中純真地復活著”。這並不容易。對於我們來說，又似乎更難一點。因為我們至今還未能對我們的文化有一個科學、客觀、冷靜的清理和分析，不是全盤否定，就是盲目樂觀，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大。文化的研究固然不能無動於衷，冷漠無情，但過多地摻入感情，卻不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危害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