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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我們的文化固然不乏可圈可點之處，卻也同樣不乏可悲可嘆之時。其最令人扼腕之處，就是對罪惡的粉飾和對人性的摧殘，以及對不人道和非人性的麻木。祥林嫂的故事並非遲至魯迅的時代才發生，阿Q精神也早已有之，只不過沒有人去發現。大家都熟視無睹，得過且過，非弄到山窮水盡而不肯覺悟。由是之故，悲劇才會一演再演，連雍正這樣的“至尊天子”都難逃厄運。

　　  的確，我們過去是太不重視個人的發展了。我們幾乎從來沒有要給每個人的個性發展以足夠自由的空間。我們只知道強調群體的利益高於一切，卻不知道如果沒有每個人充分自由的發展，也不可能有群體長足的進步。結果，群體成了不健全的群體，個體則更無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們每個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們還能保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嗎？我們還能建立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新社會嗎？要知道，在那個新社會裡，“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條件和前提的。

　　  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而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許，這便正是我們新一代新中國人的歷史使命。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後記】

　　  寫完《讀城記》，再寫《品人錄》，似乎順理成章。

　　  如果說，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讀法，那麼，人物就是一幅展開的畫，誰都可以鑑賞品評。但，正如讀城的關鍵在於讀，品人的關鍵也在於品。讀，要讀出品位；品，要品出滋味。總之，要能說出點名堂來。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國歷來就有品評人物的傳統。孔子就曾品評過不少人，包括他的學生。孔子的品評，以精練準確見長，言簡意賅，一語中的，比如“由也果”（子路果敢）、“賜也達”（子貢通達）、“求也藝”（冉有多才）、“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可以當領導）等等。孔子認為，仁者愛人，智者知人。品評人物，在他那裡是一種智慧的表現。

　　  這種智慧在魏晉時期就變成了美。魏晉是品評人物風氣最甚的時代。一部《世說新語》，幾乎就是一部古代的《品人錄》。那時的批評家，多半以一種詩性的智慧來看待人物，因此痴迷沉醉，一往情深： “蕭蕭如松下風”，“軒軒如朝霞舉”，“濯濯如春月柳”，“岩岩如孤松之獨立”，“偎俄若玉山之將崩”。這種對優秀人物的傾心仰慕，乃是所謂魏晉風度中最感人的部分。

　　  自然也不乏幽默睿智的。比如說見夏侯玄“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會，則“如觀武庫，但睹矛戟”。後來魯迅先生比較陳獨秀與胡適，便有異曲同工之妙。先生在《憶劉半農君》一文中說：“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 ‘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捉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 ‘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這樣的人物品評，誰說不是藝術，不是哲學？ 可惜，我們的大學裡，不管是文學系、藝術系，還是哲學系、歷史系，都不開人物品評課，更沒有這個專業。報紙和刊物，自然也只有文學批評、藝術批評而沒有人物批評。或者只有人物傳記、人物故事，沒有人物鑑賞。其實，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最有鑑賞價值的。品酒，品茶，品畫，品詩，何如品人？

　　  於是就有這本《品人錄》。

　　  或許有人要問，你這本書，是歷史家言，還是小說家言？我要說，既非歷史家言，也非小說家言。因為每一史實，都有史料為據，沒有一件事是我編的。而且所據之史，也多為正史，很少用野史的材料，以免唐突古人，因此不是小說家言。不過，史家重在記，本書則重在品。每一篇都是人物的品評，不是人物傳記。對於人物的心理，亦多推測，因此又不是歷史家言。總之，正如讀城不是說城，品人也不是記人。對於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相信讀者不會僅僅滿足於記述和描寫。

　　  從城市中讀出文化，從人物中品出思想，這就是我寫《讀城記》和《品人錄》的初衷。

　　  “片雲心共遠，永夜月同孤。”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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