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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所謂“承平時代”，則更無人治可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事情是有的。但舉也好，息也好，卻與個人的品質、才幹、魅力無關，也與政策本身的好壞無關，甚至與這個人的死活無關，而只與這個人的官位有關。如果是官（當然最好是皇帝），則無論蠢如劉禪，或者貪如嚴嵩，其政也舉；如果不是官，或被罷了官，則無論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政之舉與息，惟與官之存亡相聯繫。官存，則其政也舉；官罷，則其政也息。所以是“官治”，不是“人治”。

　　  “官治”的依據就是“禮”。因為禮規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時也規定了高貴者代表著真理和道德，卑賤者則一定愚昧無知，時時都需要接受教育。這就叫“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所以，一個人即便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如果不是官，就等於什麼學問都沒有，什麼意見都不對。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總是一片頌揚：“皇上聖明。”長官的報告即便廢話連篇，上級的決定即便謬以千里，也一定要認真學習，貫徹執行。總之，皇帝總是聖明的，長官總是英明的，上級總是高明的——“三明主義”。

　　  顯然，官治就是禮治，而禮治則本之於德治。因為德治是一種“軟控制”，如無禮法和禮儀之具體化，就無法操作。可見禮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則是德與禮或德治與禮治的人格化。因此，官治也好，禮治也好，便都可以說是“以道德代法制”。

　　  抽象地講，“以道德代法制”也未必就不好，如果確能代替的話。原始氏族社會就沒有法或法制，靠什麼來管理，來處理和維繫人際關係？靠道德，靠禮儀。中國古代社會的德治和禮治，其實就是從原始氏族社會繼承過來的。它既然在原始社會行之有效，就不能說在古代社會一定不可實行。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評說“以道德代法制”的是非對錯，而要問：第一，中國古代社會為什麼要“以道德代法制”？第二，用以代替法制的，是一種什麼樣的道德？第三，這樣一種制度空間可行不可行？

　　  這就要說文化了。

　　  的確，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國文化的性質決定的。前面說過，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對於這樣一種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處理人際關係，維繫群體生存。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回為法制只能規定人們不准做什麼，不能規定人們必須做什麼。比如它只能規定不得傷害他人，卻不能規定必須熱愛他人；只能規定不得損害群體利益，卻不能規定必須為群體謀求利益。即便規定，也頂多只能規定你出力，無法保證你盡心。對於處理人際關係，維繫群體團結，法制在許多方面都是無能為力的。比方說，一個人夠不夠意思，講不講交情，能不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有沒有為群體利益獻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卻有可能代替法制。你想，如果每個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薩聖賢，這樣的社會，還需要法制來防範或者保護某個人嗎？

　　  顯然，“以道德代法制”是否可行，關鍵在於有沒有呆能使整個社會的全體成員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在這裡，重要的是“一個都不能少”。因為“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有一個不道德的，就可能會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最後就是不可收拾。但，有誰能保證一個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沒有。至少目前沒有。所以，“以道德代法制”就只能是理想，變不了現實。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堅持“以道德代法制”？

　　  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土壤上，產生不了法制。法制有一個基本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平等，也才能夠產生法。什麼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約”。它的前提，是首先要承認所有人都是單獨的、個體的、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正因為這些人都是單個的，相互之間沒有依附關係，誰也管不了誰，誰都想自行其是，因此，如無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制約，勢必天下大亂，誰也無法生存。這就需要有一個對每個人都管用的東西。顯然，對於這些人格既獨立、意志也自由的個個人而言，只有他們自己的共同約定，才可能對每個人都管用。這就是法。換言之，法，就是某一社會中全體個人的共同約法。它既然是大家共同約定的，當然每個人都得遵守，同時當然也會無所偏私地保護每個人，這就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見，法制文化的前提，是個體意識，是人與人之間的獨立和平等。獨立，才會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制。

　　  人格不平等的人確實無須乎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既然如此，還要法幹什麼？有律就行。比方說，謀逆，凌遲；大不敬，斬立決；不孝，絞；以及“十惡不赦”（即謀反等十種最嚴重的罪行不得赦免）等等。顯然，律的作用，不地審為了統治都在實施懲罰時操作方便，同時也顯得“公平”而已。因此它又叫“刑律”、“律條”。即便被稱作“法律”，也與現代意義上的法律相去甚遠，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格不平等的人也產生不了法。因為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可商量的，只有服從，無法約定。皇帝口銜天憲，乾綱獨斷，令行禁止，說一不二，約什麼法？所以，中國古代只有“王法”，沒有“約法”。雖然也有“約法三章”的說法，但那“約法”從來就是單方面的。比如劉邦入咸陽，與秦中父老的“約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便不過是劉邦單方面宣布的新王法。新王法比舊王法好，秦中百姓無不擁護。即便不是擁護，也無可奈何，因為根本就沒有商量。王法王法，就是王的法，子民豈能置喙？

　　  同樣，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是騙人的鬼話。王子能犯什麼法？除非是謀反。其他的，便只能叫“過失”。即便有了過失，也要另找替罪羊，由他人代為受過。比如皇太子讀書不用功，受罰的便只能是陪讀者。春秋時，晉悼公的弟弟公子揚干犯軍規，執法官魏絳也不過只是將其車夫斬首。魏絳的“執法如山”是有名的，也不過如此而已。這就是禮，就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沒什麼平等可言。況且，如果王子犯法，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鐘要與庶民同罪，那麼皇帝犯法又與誰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不通吧？

　　  法制既然無由產生，則只能訴諸道德。

　　  道德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範和行為的準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有兩種：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平等的關係產生平等的道德，不平等的關係則有賴於不平等的“倫理”。中國古代社會所謂“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就是確立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即：別內外、定親疏、序長幼、明貴賤。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規範。君要臣遵守的（忠），君不必遵守；父要子做到的（孝），父不必履行。沒有一種對每個人都同等有效或必須共同遵守的的“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