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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武則天在內心深處還得感謝裴炎。
如果說，徐敬業短命的叛亂增強了武則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並非不可為之，那麼，裴炎未遂的政變則提醒她要小心，萬萬不可大意失荊州。道路並不平坦，前途也不會一帆風順，而是危機四伏、險象環生。徐敬業的叛亂固然不得人心（誠如時人陳子昂所說“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自己的臨朝稱制也同樣頗遭物議（亦如重臣劉禕之所言：“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來，李唐宗室的殘渣餘孽倒不可怕，禮法傳統卻是很難戰勝的勁敵。想當年，曹操在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如今武某要在尋常之時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舉。顯然，對於武則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屍骨來鋪就。她頭頂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鮮血來染成。她不能等著人撞到槍口上來。她必須製造恐怖，大開殺戒，讓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蟬。
現在武則天深信她是在進行一次翻天覆地的偉大革命。“革命”這個詞，在中國古代原來就是“改朝換代”即“變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不過，商湯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則天的革命都頗不相同。前者發生在舊王朝行將就木之際，後者則發生在新王朝蓬勃興旺之時；前者是一個男性家族取代另一個男性家族，後者卻是一個女人要顛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過武裝奪取政權，後者可只能搞宮廷政變。顯然，武則天的難度更大，是否“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大成問題。然而武則天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輸、連日月星辰都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偉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給她革命的氛圍，她就自己來創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贊成她革命，她就讓大家都不敢開口說話。總之，她必須創造一種政治氣候，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對她的反抗已徒勞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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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血染的皇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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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武則天開始理直氣壯地實行她的特務政治和恐怖統治。這種政治和統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團和冤假錯案。製造冤假錯案，誣陷自己的政敵和不喜歡的人謀反，是一切專制獨裁者的慣用伎倆。劉邦用過，曹操用過，武則天當然也可以用。武則天的不同之處，是公開地、普遍地通過鼓勵告密和起用酷吏來大規模製造冤假錯案。大約很少有人像武則天這樣把告密合法化並公開予以鼓勵了。她規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攔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農民，也可以到京師面見皇帝，提出控告。他們將由官府供給驛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進京後住官家客棧，吃官傢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則天的親自接見和賞賜。最重要的是：即便揭發不實，也不反坐，不會受到任何處分。
這種只有進項沒有虧損的無本生意誰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費旅遊一回，過把五品官的癮，也值。於是乎，四方密告蜂擁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則天則每天都要堅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樂此不疲。這些告密信為她提供了許多線索，使她對朝廷中社會上的動向了如指掌，洞若觀火。這實在讓她喜出望外笑逐顏開。她沒有忘記，因為情報不靈，徐敬業一夥搞了那麼多陰謀詭計，朝廷居然一無所知，直到他們集結起十萬大軍攻城略地時，才大驚失色，匆忙應對。她也沒有忘記，正是因為有人告密，裴炎兵變的預謀才被扼殺在搖籃之中。告密，對於獨裁者來說，真是個好東西。
因此，武則天決定重獎告密者，並從告密者當中選拔一批酷吏。這些酷吏之所以要從告密者當中選拔，是因為不屑於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變成案件，置反對派於死地？在嘗到告密的甜頭以後，武則天已不滿足於僅僅通過這種手段獲取情報了。她還要通過對所有密告的處理，製造一個又一個的冤案，以便把反對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事實上，只有一個個“駭人聽聞”的案件被不斷揭露出來，才能證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這些人都是些什麼出身，是否讀過書、有學問，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會看武則天的臉色，以及有足夠的卑鄙和殘忍。
可見，告密制度、酷吏集團、冤假錯案，這三個東西是一環扣一環的。有人出來告密，就有了情報和線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藉口；有人充當酷吏，告密者的舉報才可能被“坐實”，也才可能製造冤假錯案；有了冤假錯案，才能不斷宣稱“國家受到威脅”，從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團顯得合理合法。既然國家安全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就更需要鼓勵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惡性循環，恐怖的氣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實，國家何曾受到威脅？只不過武則天自己神經過敏，或者只是她殺人立威的一種藉口。
儘管武則天這一手段極其卑鄙無恥、骯髒下流，卻挺管用。幾年下來，已沒有什麼人膽敢對她的所作所為說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頌德和阿諛奉承之聲。呈報所謂祥瑞的綠紙書和言說所謂天命的勸進表雪片般飛往宮中，飛到武則天的丹陛之下。在裝模作樣進行了一番推讓辭謝以後，載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這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終於如願以償，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這一年，她六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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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右開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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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贏了，但贏得並不光彩。因為她在這一場較量中，使用了最可恥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機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類社會中最卑鄙下流的行為之一。無論武則天是出於何種動機獎勵告密，無論這些動機如何地被說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無論武則天登基後做了多少好事，有過多少貢獻，為她獎勵告密而作的任何辯解都是最無恥的讕言。我們可以不苛求武則天這個人，但不能不譴責告密。
告密和舉報是不同的。舉報出於公憤，告密出於私慾；舉報出於正義，告密出於邪惡。告密的動機無非兩種：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憤；或是邀功請賞，討好賣乖。反正不是為了損人，就是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著出賣。因為只有告發最隱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關係極為親密者，這些事情又何以知曉？可見告密不僅是報告秘密，也是告發親密，或者說是出賣。歷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賣主求榮，便是賣友求榮，不是出賣親人，就是出賣同志。所以，告密之風一開，社會風氣就會迅速污染，人類那些美好的情感，如親情、愛情、友情，便都蕩然無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