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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曾靜接著說，自從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來京，見聞漸廣，才知道真龍天子興於東海之濱，列祖列宗承承繼繼，不但非漢唐宋明可比，簡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昌盛。但在西周，說起來也只有文王、武王兩位聖君，稱得上是"極致"，哪裡比得上本朝，"疊疊相因，日遠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強！太祖高皇帝開創王基，太宗文皇帝繼體弘業，世祖章皇帝撫臨中外，聖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澤，遍及薄海。到我當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縱聰明，恢弘前烈，創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達到禮樂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歸，乃道義之當然，參天地，法尤世，為天運文明之隆會。"最後曾靜辯解說："從前彌天重犯實實陷於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於聖世。"至此，這一問題辯完，並無下文。
其他的法庭辯論，中國史上獨此一份，世界史上想來也不會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氣勢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諾諾，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訴認罪轉彎之快和轉彎之大--本來指控清王朝不該得天下、雍正不該當皇帝的，此記得卻說清王朝超過了周秦漢唐宋明，雍正帝是最偉大的皇帝，還在於雙方使用的邏輯。得民心者得天下，順天命者為正統，這是雙方都承認的邏輯前提。據此，則只有證明清王朝順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證明其政權和帝的合理合法。但要這樣講，官司就打不贏了。也不是打不贏，根本就打不成。因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過民意測驗或社會調查來確定，順不順天命更是一個說不清的事情。因此，雙方都得另闢蹊徑。
雍正的邏輯是：你曾靜既然生在本朝，就應該知道本朝是順天命得民心的。這顯然是強詞奪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證明某朝合理，那麼，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便都可以證明希特勒"順天命得民心"了。曾靜的邏輯也很可笑。他的邏輯是：凡是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順天命、得民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麼，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為什麼"都是"順天命、得人心的呢？因為不順天命就無從興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環論證。它使我們想起恩格斯嘲笑過的德國庸人邏輯：凡是合理的都會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們想起民國時一位軍閥的邏輯：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誕的邏輯，<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比比皆是。
其實邏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話的權力。有權不准別人說話，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來說，再沒理也能說得振振有辭。
雍正要向世人顯示的，便正是這個權力。專制帝王的權力向來就至高無上，可以生殺予奪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卻嫌不夠。他還要做到"君要臣說，臣不得不說"。豈止不得不說，還要說出"理"來。換言之，明明是專制，還要做開明狀。於是雍正也好，曾靜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確實費了老大精神，也表現了他的大智大勇。從接到岳鍾琪密奏那一天起，他的態度就出奇的冷靜。他沒有暴跳如雷，也沒有糙率從事，而是精心策劃了一種"出奇料理"，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國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優待曾靜--當然是在把他打得遍體鱗傷，吃盡苦頭又嚇得半死以後。比方說，審訊時要和顏悅色，耐心開導；押解來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國的太平景象，體驗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澤；到京後住幽州別墅，過舒適生活，讓他知道悔改的好處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機密文件都賜給曾靜閱讀，讓他看看他辱罵的這個皇帝，空間是昏君、暴君，還是仁德之君、有為之君、開明之君。
曾靜這個人，正如他自己所說，原本是窮鄉僻壤的一個窮酸秀才，哪經過這種場面，見過這種世面？很快就被雍正連哄帶嚇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不但全盤推翻了自己過去對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決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說自己從前是畜生，現在才轉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檢討自己，說自己真是鬼迷心竅，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錯把恩人當仇人，真是應該千刀萬剮。但就是千刀萬剮，也要盡人子的孝心，盡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寬宥，倔曾靜願意走遍天下，挨家挨戶去批判呂留良的歪理邪說，宣傳當今皇上的仁政和聖德。
不能說曾靜說的都是假話。他這些話，畢竟不是逼供逼出來的。但這些話空間有多大價值，卻值得懷疑。因為曾靜原本就沒有什麼地位和影響，也沒有多少思想和學問，充其量不過一個狂悖小人和跳樑小丑而已。他說要一瘵推翻大清王朝，讓呂留良或者他自己來當皇帝，簡直就是痴人說夢。既然這傢伙原本就沒有什麼分量，即便翻然悔悟，也沒多少價值。而且，因為他讓家鄉父老大丟臉面（用雍正的話說就是"貽羞桑梓"），因此倔回到湖南做報告時，長沙城裡還貼出了匿名的傳單，揚言要把他從官府中搶出，沉到深潭裡處死。
然而雍正卻把他當作寶貝。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就這麼一個寶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堯、隆科多他們倒有價值，但他們肯悔改嗎？再說，他們也沒有公開攻擊過雍正，更不會速寫大清政權。他們只想奪權或攬權，不會說這政權不合法。沒法子，只好把曾靜這狗肉包子抬上席去。好在蒼蠅也是肉，有一個總比沒有強。
問題在於，雍正為什麼非得要有這麼個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這同樣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關已有四分之三個世紀。但漢人對滿人的政權，仍不能完全認同。不少人仍堅持認為，滿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獸。“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即為當時之民謠，並為曾靜的控詞所引用。民族問題和政治問題攪和在一起，很是麻煩。雍正自己的麻煩也不少。康熙末年，儲位鬥爭隱蔽曲折，撲朔迷離，充滿神秘和不可解之謎。雍正領先自己的冷靜、沉穩、權謀幹練、勝人一籌並脫穎而出，但在不明內情的人看來，卻難免篡位之嫌。此外，打擊允禩兄弟，懲治年、隆諸人，迭興大獄，株連甚多，難免給人以“殘暴”、“滅親”、“誅忠”、“屠臣”的口實；銳意改革，剷除積弊，清查錢財，整飭吏治，攤丁入畝，打擊朋黨，都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又是追贓，又是抄家，又是罷官，又是殺人，也難免蒙受“操切”之譏。由於當時能夠左右輿論的，多為“持不同政見者”，因此輿論對雍正頗為不利。他被描繪成篡奪皇位的偽君、沒有人倫的畜類、殘忍戾虐的暴君。曾靜的指控，不過是社會輿論的集中反映。這些輿論，雍正以前也有風聞，但只能把無名之火憋在心裡，發作不得，因為找不到對手。現在，曾靜自己跳了出來，這就給了雍正一個機會，一個洗刷自己冤屈和為了自己辯白的機會，豈能放過？何況，這一洗刷和辯白，如果由誹謗者自己來進行，則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夠把扳本，而且還有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