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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自己心裡也應該有數。他對群臣說：“君臣之間唯以推誠為貴，朕與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對臣下不猜忌、不防範、不整治嗎？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來揭批年羹堯時，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動作，或者傻乎乎地說年羹堯這個人多少還有些功勞，雍正能滿意嗎？顯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說句不好聽的話，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兩總督三巡撫報告黃河水清。古人云：“黃河清，聖人出。”當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給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級。這時，有個大理寺卿名叫鄒汝魯的，寫了篇《河清頌》來拍馬屁，內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兩句，意思是說正因為皇上搞改革，實行新政，黃河才變清了。誰知卻使雍正大為惱怒，質問鄒汝魯“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將他革職，罰到荊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話都講出來豈不更是冒傻氣？

　　  看來，在雍正手下，拍馬屁也不容易。說得好聽一點，得像一個很有鑑賞力的批評家，由衷地為雍正的領導藝術叫好。這就一要誠心，二要懂行，沒有幾個人做得到。雍正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心情好的時候，對那些言不由衷的馬屁也就不太計較（心情不好時就該對方倒霉）。因為拍馬屁至少沒有什麼惡意，粉飾太平也總是政治所需。對於批評，雍正的態度就要認真得多。雍正並不是一個批評不得的人。他接受過批評，也獎勵過批評他的人。甚至有時雖然並不接受批評，卻獎勵批評者。比如大學士朱軾一貫是批評雍正的。耗羨歸公、西北用兵這些事，他都不贊成，雍正卻請他給弘曆當老師。後來連朱軾自己也覺得老提意見不是個事，便請求病退。雍正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朱軾感動，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還有一個邏輯，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獨立。如果對君主鬧獨立，那就一定在私下裡結為朋黨。因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麼！雍正整治楊名時、李紱等人，就因為視其為朋黨領袖之故。他曾對鄂爾泰說：“朕整理科甲積習（因師生或同年關係結成朋黨的習氣），伊（指楊名時）挺身樂為領袖。”審理謝濟世時，也嚴刑逼供，要他招認是李紱指使（謝濟世的供詞則是“受孔孟指使”）。可見，雍正打擊楊名時等，是一箭雙鵰；不准臣下搞獨立，更不許他們結黨。他最欣賞的是這樣一種人：和誰都沒有私人關係，只和他一人“結黨”，比如田文鏡、李衛都是。

　　  當然有一種情況是允許並鼓勵的，那就是“奉旨結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結交王公，卻又指示寵臣們結交怡親王允祥，因為他需要允祥來充當他與臣下溝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說，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體國，互相敬愛”，則朕又唯恐你們不能這樣。這就矛盾。到底是該交朋友還是不該交朋友呢？說穿了，就是不准別人交朋友，只准他一個人交朋友；也不准對別人有感情，只准對他一個人獻忠心。換句話說，他是要和每個臣子單獨“交朋友”。

　　  阿彌陀佛！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五、如此皇帝

　　  雍正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獨裁皇帝。

　　  雍正剷除異己，打擊朋黨，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把整個帝國，都置於他一個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這並不容易，然而雍正卻做到了。

　　  雍正的辦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謂密折，說白了，就是皇帝與臣僚之間的私人秘密通訊，由一種專用的特製皮匣傳遞。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把交給奏摺人，一把由皇帝親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開啟，也不敢開啟，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稱“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對傳統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本來，君臣無私義。君臣之間的文字往來，就只有“公文”，沒有私信。通常官方文書（公文）有兩種。一種叫“題本”，是談公事的，要加蓋官印；一種叫“奏本”，是談私事的，不蓋官印。兩種文書都由通政司轉呈。皇帝御覽之前，已先由有關官員看過，等於是公開信，無密可保。楊名時奏請修浚洱海，用的就是這種公開的題本。所以雍正認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揚出去，以免別人（也包括皇帝）搶了他的功勞。題本和奏本無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間某些不可告人的機密和難言之隱，就無法勾兌。而且，這種公事公辦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單獨交朋友的想法。於是他便把始於順治、康熙年間，但用得並不廣泛的密折，發展成一種普遍運用的政治工具，並形成了所謂“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顯然比公文制度實用。除具有保密性外，還具有快捷方便的好處。題本是很麻煩的。它必須用宋體字工整書寫，必須備有摘要和副本，必須先由內閣審核，必須在皇帝看後再用滿漢兩種文字謄寫。密折則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書寫，寫好後不經任何中間環節，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覆，直截了當，不耽誤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專門探討和研究。

　　  自從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如何統治和管理我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一統帝國，一直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難題。明清以前歷代王朝的做法，是通過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治國。這就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而隋唐要建立科舉制度的原因。按照這個政治設計，我們帝國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讀儒家經典、絕對忠於皇室的文官來管理的。農業時代的帝國雖然龐大，事務卻並不繁雜，無非按期繳納賦稅和保證地方治安。另外兩件並非常規性的工作，則是抵禦外敵和救濟災民。如果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官清吏廉，民風淳樸，則地方官是非常輕鬆的。所以那些承平時代的地方官員，常常有許多閒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書立說，可見工作不忙。但是，這種“太平盛世”的理想，卻建立在並不牢靠的基礎上。如果天旱水澇，顆粒無收，或官貪吏污，紳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還管用麼？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無法敦風化俗。

　　  事實上，靠道德或禮儀來治國，是完全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前面已多次講過），這才有了明代的特務政治。雍正總結歷朝歷代的經驗教訓，認為德治和禮治並不可靠（但也不能放棄），特務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辦法，是實行“人治”。不過這種“人治”，有特定的涵義，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當這種統治的主體。因此準確地說，它應該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統治。

　　  雍正以前，中國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與禮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時期的現象，而且其主體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則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沒有相應的制度來保證。相反，不少皇帝還無法行使治權（比如年紀太小）或主動放棄治權（比如明的萬曆）。其結果，則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長治久安”，改朝換代總是不可避免。顯然，唯一的出路，是確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為國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義，便正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