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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又是雍正的過人之處和高明之處。本來,密折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它容易和告密聯繫在一起,甚至變成告密的一種方式,弄不好就會讓人主上當受騙。所以康熙說:“令人密奏並非易事。偶有忽略,即為所欺。”謝濟世也說:“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誰告的),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卻把毒藥變成了良藥,玩火而不自焚。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兼聽”。也就是擴大有權密奏的範圍,廣泛地聽取意見,使自己不至於被個別人的言論所左右,從而作出正確判斷。他也允許被告申辯,只是不講原告的名字。這樣,一旦屬實,舉報者可以得到保護;萬一被誣,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則天建立告密制度,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卻保護了不少好人。
雍正的尊孔,超過了前輩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為王,他下令對孔子的名諱要像對君主一樣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禮。這些事情,都是連漢族自家的帝王也沒能做到的。皇帝號稱“天子”。除對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禮,就是把孔子抬到與天地君親同等的地位,當然是無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態,確實很高。過去,歷代帝王巡視太學,都稱“幸學”,也就是帝王幸臨學府的意思。雍正認為。這雖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應改為“詣”,就是拜訪、請教的意思。王朝時代,最尊貴的就是帝王。無論他到哪裡去,都是巡幸,都是給別人賞臉。唯獨到了學校,卻不是“光臨指導”,而是“拜訪請教”,這就不但是對知識、對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對全體知識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談儒,也談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宮中舉行法會,親自說法,並收門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倫不類地聚在一起坐而論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還有這樣的皇帝!應該承認,雍正的儒學水平和佛學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來,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確實把握了儒學和佛學的精髓。儒家講“修齊治平”,佛家講“普度眾生”,說來說去,不就是讓大家過好日子,讓大家感到幸福嗎?這就要栽種福田。而在雍正看來,這個福田,並不在西方淨土,而就在東土人間。因為現在東土已經有了一個不是釋主的釋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別人,就是朕———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
現在,雍正已經從思想上(崇儒禮佛)、組織上(舉賢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裝起來,他可以給他的帝國動手術了。
六、如此帝國
雍正的帝國情況不妙。
雍正的前任聖祖仁皇帝康熙,親手創造了一個“太平盛世”,也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吏治腐敗、稅收短缺、國庫空虛。雍正接手時,國庫儲銀僅八百萬兩,而虧空的數字卻大得驚人。雍正說:“歷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說,“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復不少”,“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如此看來,則堂堂大清帝國,竟是一個空架子。外面看強盛無比,內里卻空空如也。
國庫空虛,關係非淺,新皇帝豈能坐視?
康熙皇帝去世剛好一個月時,雍正皇帝下令戶部全面清查虧空錢糧。雍正不顧乃父“屍骨未寒”,就要對康熙留下的積弊大動干戈,可見其決心之大,也可見事情之緊迫。這是雍正即位之後的第一個大戰役,關乎國本,也關乎帝位。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沒有不打折扣的。清查虧空牽扯到那麼多官員的切身利益,豈有不研究對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對策,我更有對策。我的對策是:先研究你的對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針對你的對策來的,看你還有多少對策!
這一下,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確實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貪污犯去查自己的貪污,那是永遠也查不出來的。他們的上司也同樣不可靠。因為沒有一個貪污犯不巴結上司,不給上司行賄送禮。如果他不巴結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賄賂,他還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來,被彈劾罷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為地方上的虧空如此嚴重,貪墨如此猖獗,他們居然毫無動作,那就只可能是三種情況:要麼是昏官,對下情一無所知;要麼是庸官,知情而不敢舉報,或無力糾察;要麼是混蛋,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聲,對下面的胡作非為睜眼閉眼,包庇縱容,搞“地方保護主義”。靠這些人去清查虧空,那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因此即便他們手腳乾淨,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對策是派出欽差大臣。這些省級或副部級的特派員直屬中央,與地方沒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為官清正又精明強幹的能員。這些人,既無前車之鑑,又無後顧之憂,且直接歸皇帝領導,不盡心也會盡心。何況,這些特派員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從各地抽調了一大批候補州縣隨團到省,與特派員一起查帳。查出一個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職,從調查團里選一個同級官員接任。這是一著妙棋,也是一著狠棋。因為雍正深知,官官相護,是官場頑症。歷來的繼任官,總是會幫著前任補窟窿,然後自己再留下一大筆虧空,讓後任去擦屁股。虧空之所以總也補不上,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這一回,後任是來查帳的,當然不會替他打圓場,做掩護。這樣,這個貪官就再也無處遁逃,只有低頭認罪,接受處罰。而且,因為沒有後任給他補漏洞,他當然也不願意為前任背黑鍋。於是,就連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貪污挪用,也難逃法網。
貪官們當然不願束手就擒。他們還有對策,即借錢借糧來填補虧空。這也是老辦法:上面要來查帳時,就從當地富戶那裡借些錢糧來放在庫里。上面的來人一看,分文不少,檢查團一走,這些錢糧又還回去。因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還,再說富戶們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這個辦法也屢試不慡。
可惜這種伎倆也逃不過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員的同時,也給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誰也不能借錢糧給官府。要借也可以,這些錢糧既然被說成是官府的,朕就認它是國家所有,你們這些借錢借糧給官府的人,就再也別想把它們收回去。
這一下,誰也不肯借錢借糧給貪官們了。富戶們不想得罪官員,更怕得罪皇帝。再說,他們也不願意自己的錢糧白白地送給公家。貪官污吏的又一條對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過,這還只是雍正一系列對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個重要舉措是成立“會考府”。會考府是一個獨立的核查審計機關,成立於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務,是稽查核實中央各部院的錢糧奏銷。雍正深知,錢糧奏銷,漏洞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