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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見夏的母性還沒有強到幫她卸妝換衣擦洗的地步，只給她倒了溫水，用抱枕墊在她頸後，將擋在臉上的亂發撥開，防止她窒息。
Peter在群里問，送到沒？報個平安。
見夏正要回復，媽媽的電話打了進來。她接起，沒有聽到往常一樣中氣十足的質問。
“小夏，睡了嗎？”
她溫柔虛弱得讓見夏有些慌，“正要睡，怎麼了？下午不是剛通過電話嗎？”
“媽睡不著。”
久久的，只有呼吸聲。鄭玉清在電話那端開始哭，午夜的陳見夏被遙遠的抽泣聲澆塌了防線。
“又開始頭疼了？”她柔聲問道。
“腦仁子嗡嗡的，想撞牆。”
“按時吃藥了嗎？”
“吃了。不管用。”
見夏靜靜聽著鄭玉清在電話另一端號啕。她一年前開始犯病，中西醫都看過，最後勉強確診了——一種折磨人但無從下手的病，見夏聽學醫的朋友說過，所有查不清楚病因的焦躁疼痛，診斷結果恐怕都是植物神經紊亂。
她會安慰Serena，但怎麼都無法知道如何安慰親人。點到即止是沒有用的，親人要的是大量的廢話，說什麼不重要，他們索要的是時間和金錢，只有這兩樣東西，才能證明愛。
等媽媽終於平息，陳見夏鄭重地說：“我說我周末回去，是真的會回去。”
雖然六年來時常在新加坡和國內往返，但真要計算時間，她已經是常住上海了。但見夏對鄭玉清的說辭始終保持一致——她大部分時間在新加坡，回國一趟不容易。
原本她留學項目的“服務期”就剩下一年沒完成，父母並不清楚細則，不知道只要是新加坡企業便滿足條件，更不知道她早就被外派回來了，以為女兒被釘在國外動彈不得，自然信了。
何況她一直往家裡打錢。大學時候每個月拿的SM項目生活費都能省下來一些寄回家，工作後更不必說，所以人回不回來的，家人並不在意，陳見夏也樂得清靜。
這兩年不知怎麼，忽然索要起了陪伴。
鄭玉清再次聽到陳見夏的承諾，放下了心，不哭了，說，禮拜五晚上還是禮拜六啊？禮拜天就走啊？
“不一定，我先回去再說。”
媽媽歡天喜地，又講了幾句，掛了電話。
Serena醒來時都快十點了，兩人沒說上幾句話她便匆匆離去，整個人還沒完全醒酒，晃晃蕩盪走路都走不直，但為了趕中午回上海的高鐵，必須回集體酒店收行李。
回程時她和見夏分別在兩個車廂——HR那邊新出了差旅費規定，定額報銷制度取消掉了，Serena只能去坐二等座。
陳見夏收到了她發來的信息。她說聽Peter講了自己醉後失態都是Jen在照顧，還扛著比屍體還重的醉鬼回酒店，太丟臉了，真是給你添麻煩了。
有種微妙的客氣。
相比致謝，Serena似乎更想知道見夏將她帶走時是幾點，領導們喝盡興了沒有，她有沒有說什麼錯話，她走了是不是讓領導們臉上掛不住了……
見夏言簡意賅：“沒有。”
她訂了周五晚上的機票，直接把登機箱帶來了辦公室。臨下班前，CEO Jim那邊忽然直接給她打電話，讓她出一份本季度目前為止包含所有SKU供貨渠道和毛利率的數據，要紙質版的，兩份，囑咐了好幾遍要她親自出，不要下面的人經手。
她隱隱覺得奇怪，但更多感到的是煩躁。臨下班忽然要搞這個，出完正好趕上去虹橋的地鐵最堵的時間。
搞定的時候她們這個區域只剩下Serena還在。陳見夏打電話確認了Jim在他20層的大辦公室里，跑步去了列印間，將資料用帶公司logo的白色A4大信封裝好，雙面膠封口，一看時間，再不走就要誤機了。
她將信封遞給了Serena：“Jim要的一些資料，你幫我送過去吧。”
Serena乖巧點頭：“現在嗎？我馬上就去！”
周五晚上航班緊俏，公務艙都是全價，沒法享福了。見夏緊趕慢趕終於在最後的登機廣播前上了飛機，竟然是滿員，行李架沒有位置可放登機箱，她跟著空姐走完了幾乎大半個經濟艙，最後空姐說，我給您先放去公務艙吧，下飛機時候您順道取下來。
或許是沒想到小小一隻鋁合金登機箱那麼重，空姐舉箱子時失了手，還好陳見夏在旁邊一直虛扶著做準備，及時托住了，箱子沒完全砸下來。
左手腕刺骨地痛，她忍不住叫出聲。見夏緩了一會兒，嘗試動了動腕部和手指——骨頭應該沒事，只是扭到了，腕部連接處迅速腫起了一個青筋大包。
空姐嚇壞了，一個勁兒道歉，見夏苦笑：“我剛才應該幫你一起舉的，沒事。”
坐在公務艙第一排的姑娘戴著墨鏡口罩，遮得嚴實，但從頭臉身材比例就能看得出應該是個美人。她站起來，扭過身，從墨鏡上方的空隙朝她倆翻白眼，見夏無言以對，畢竟剛才箱子如果掉下來，可能會砸到人家，誰都會生氣。
“不好意思。”她向女孩致歉。
坐在第一排角落靠窗位的男人一直戴著耳機，直到漂亮姑娘起身，才終於注意到這場小騷亂，轉過了頭。
陳見夏左腕再次傳來尖銳的疼痛，一直連接到心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