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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咱們的官制改革。
必須得讓百姓知道,得聽百姓對此的看法,如果有什麼不妥之處還要從善如流進行改正,這樣才能做到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內外一體,君民一心,共建我大宋之和諧盛世,否則說不定什麼時候這黃巢方臘之流就復生了,那時候可就悔之晚矣,我想諸公也不想和逆構一樣下場吧?
但如何使得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呢?
發告示?
登聞鼓?
這些要是真有用就不會生出方臘了。
故此需要一個更加有效的辦法,也就是四民大會,暫時先在汴梁城內召集士農工商四民的代表,共同組成四民大會,以後朝廷的政策,民間百姓的意見,都通過這個機構進行溝,等打退金兵以後,還可以向全國延伸,各地的士農工商都選出代表到汴梁來,使官家和朝廷對百姓的愛護之心可以直達民間,使民間的聲音也可以直達天聽。”
楊豐接著說道。
他實際上就是先搞個三級會議。
三級會議就足夠。
畢竟這才是西元十二世紀,這個時代步子如果邁得太大很容易扯著蛋,但一個三級會議還是可以的,大宋朝本來就不是封建時代的西歐那種等級森嚴,沒有教會,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貴族,大宋的勛貴就是一戶二十五文工資,本質上就是一個額外的加銜,話說一個公侯的每月也不過幾貫錢,甚至就連皇權都沒什麼人真正畏懼。
趙官家沒那麼高高在上!
趙二時候一個市民丟了口母豬都敢敲登聞鼓,可憐趙二沒興趣給他找豬只好給了他一貫錢。
這就是大宋皇權在民間的地位。
到咱大清有理沒理敲一下先來上三十大板。
大宋朝準確說就只有倆階層,一個是官一個是民。
而這兩個階層又不是絕對的,而是可以流動的,民可以變成官,官也可以變成民,科舉制度雖然後世令人鄙視,但在這個時代,這已經是最好的了,它至少給了底層一條上升渠道。
歐洲可是真得等級森嚴。
而民之中雖然也分士農工商,而且理論上也存在高低,但卻很模糊。
比如商人在理論上地位最低,但實際上大宋商業繁榮,那些商人日子過得舒服著呢,他們不但沒有科舉的限制,甚至就連一些舉人進京趕考都經常攜帶貨物順便做生意,而官府制定商稅有時候還邀請商人參加,至於大宋的海上貿易之繁榮這就更不用說了。
這幾乎是商人地位最高的朝代。
而士人理論上的確地位最高,但考不中進士也就是個窮措大,他們並沒有什麼特權,不像明朝那樣有一堆優待,哪怕舉人也只是三年內免丁役,主要是這三年得讓他們準備趕考,但三年後還得去禮部再考一次,若考不好連這點優待那都沒的,還照樣是一個窮措大,他們和明朝完全不是一個等級,理論上大宋朝連個秀才都木有,叫聲秀才只是覺得你讀書有學問可不是因為真得有這頭銜。
至於士子免丁役免錢糧?
開什麼玩笑!
至於朝廷發廩膳?
做夢呢?
所以宋朝的士子與明清士子有著本質的區別,後者完全是地位抬得太高所以慣出一身臭毛病,但宋朝士子還沒到那麼天怒人怨,甚至也還能出一些優秀的人才,畢竟這時候扒灰公還沒出生呢,扒灰公是一一三零年出生,而這是一一二七年,宋儒還沒到理學稱霸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儒生很大程度上還保留著部分下馬寫詩上馬砍人的漢唐遺風,而北宋也並不是亡在儒生,明朝確實是,但北宋真得不是,北宋是亡在那些文官不擇手段為自己擴大權力,最終導致文貴武賤文臣肆無忌憚甚至為保住這個格局,而不惜出一堆奇葩一樣的昏招。
比如為求和給敵人通風報信這樣的。
所以北宋四民之間沒那麼等級分明。
這個時代就連匠戶制度也是沒有的。
匠戶制度是蒙古人搞的。
然後又被明朝延續下去。
不得不說洪武大帝局限性太大,不過他畢竟也只是個不識字的農民,不能指望他在經過了蒙古人的摧殘,導致文明斷代近百年後,還能重新接上宋朝的原來發展的軌跡。
八十年時間啊!
足夠摧毀很多東西了。
而北宋的匠戶只是一種戶籍上的職業登記,官府的戶籍上的確有各種戶,但只是為了便於管理,方便朝廷需要工匠的時候從民間徵發而已,雖然是攤派式的強行聘用,但工匠卻不是低人一等的。
實際上工匠子孫考進士也沒問題。
趙二時候就已經定下了規矩,工商之民有出類拔萃者,地方也可以舉薦,甚至和尚道士還俗都能考,至於實際操作中可能沒那麼簡單,畢竟文人控制著舉薦權可能有一些黑箱操作,但那不是法律的問題,在法律上工匠也是有參加科舉的權力的,這一點和士人沒有區別。
實際上宋朝的四民中,倒是農民才最倒霉。
因為不抑兼併導致了佃戶大量存在,這些佃戶才是最底層的,不但要忍受士紳或者說地主的壓榨,還要承受商人的盤剝,不過好處是工商業繁榮可以大量轉移人口壓力。
他們可以進城謀生。
當然,他們進城也沒什麼好日子。
畢竟萌芽的資本家們也不是什麼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