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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陽古渡口為豫北往來魯西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國軍隊防守的薄弱區域，黃河對岸為山東重鎮菏澤。土肥原舉起望遠鏡來觀察，他看見枯水季節的黃河袒露出大片乾涸的河床，正是渡河作戰的大好時機。但是山東地面屬於第二軍作戰範圍，第十四師團沒有得到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渡河指令，無權越界作戰，於是土肥原遺憾地放下望遠鏡，下令返回濮陽城休整。
但是一份急電改變隊伍的前進方向。
發報人不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而是遠在徐州的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大將。總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渡過黃河，堅決占領菏澤。
第三章國破山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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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春天，一位神秘來客造訪了戒備森嚴的武昌東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訪註定要成為一根導火索，從而引得蔣介石大動肝火怒不可遏。
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來陶大使是個受人歡迎的尊貴客人，他不僅是德意志帝國駐華全權代表，同時也是蔣介石夫婦的私人朋友，為當時西方大國中為數不多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這位國民政府的老朋友卻並非為友誼而來，他不得不遺憾地照會蔣委員長，德國政府決定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團，單方面中止兩國之間所有合作項目，其中包括已經簽訂的購買軍火合同。
蔣介石當場憤怒地砸碎一隻玻璃水杯。
對於身陷困境的國民政府來說，德國人的背叛不啻於從背後插上一刀。１９３１年日本悍然侵占東三省，站在中國一方伸張正義的國家既不是標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國，也不是社會主義蘇聯，恰恰是後來成為法西斯邪惡軸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國。德國政府給予中國全力支持，不僅派出軍事顧問幫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提高軍隊戰鬥力，還免費接收中國軍官赴德國受訓，出售以及無償提供德式武器和軍火援助，幫助中國政府制定對日作戰計劃等等。直到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中央軍擁有的先進裝備大多為德國製造。
但是這種國際援助並不能說明德國是個主持正義的國家，當初德國人反對日本侵華，目的並非主持公道而是為了避免“使他們的戰略野心發展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希特勒語），也就是妨礙未來軸心國聯盟的全球戰略計劃，所以當“盧溝橋事變”爆發德國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據說希特勒親自帶口信給日本天皇，試圖說服日本不要在中國擴大戰事，而應將注意力用於對付“來自北邊的危險敵人——共產黨蘇俄”。陶大使始終以雙方盟友的身份在東京與南京之間進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現和平曙光，東京方面同意停戰撤軍，和談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這一切努力隨著南京陷落而化為泡影。
其實蔣介石對德國人的背叛未必沒有心理準備，秘密情報顯示，“七>七事變”前德國就與日本秘密簽訂反共防共的《柏林協定》，隨著義大利加入三國聯盟漸成雛形，這樣日本人就後來居上，在德國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擠掉中國，使得國民政府成為軸心國聯盟條約的第一個受害者。屈辱和悲憤令中國委員長一時情緒失控，欲將手中水杯扔向德國大使。其實蔣介石很清楚，德國人離開只是一個信號，表明中國在未來國際社會中的處境將會越來越艱難，在一個強權林立的世界上，你無法指望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被改變。國際社會果然對德國人撕毀合同背信棄義反應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國外交官用懶洋洋的腔調評論說：是嗎？希特勒幹嗎要幫中國人的忙>>他們早該離開了。
弱國無外交，落後要挨打，國際社會毫無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並未受到制裁，相反他們依然到處受到尊敬，順利地從英美和西方各國採購到急需的戰爭物資和原材料。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卻拒絕把軍火賣給中國，他們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擔心節節失敗的國民政府償還不起巨額債務。
根據戰後公布的文件，抗戰爆發前的１９３７年，中國政府的財政預算（國民生產總值）僅有四億美元，以四億五千萬人口而論，人均不足一美元（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１９９７年版）。而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則為六十六億六千萬美元，是中國的十五倍多，人均為中國的七十倍！其中僅軍費開支就達九億二千萬美元，超過中國全部政府預算的二倍多！
中日國力對比，由此可見一斑。
１９３８年，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前往白宮拜會羅斯福總統。當時美國剛剛走出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陰影，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恰好成為加速美國經濟復甦的有力槓桿。中國外長對美國政府長期賣給日本人軍火，還有數量巨大的廢鋼鐵、石油和戰略物資表示強烈不滿，羅斯福總統則以他一貫的睿智和安詳表情回答中國客人道：歡迎貴國也來參加購買，我們美國人做生意從來一視同仁啊。中國外長說：但是我們沒有美元，請問總統先生能不能貸款給國民政府，或者同意以農產品相抵？羅斯福哈哈一笑說：沒有美元不要緊，銀元也是硬通貨呀。
歷史懲罰了自私自利的西方人。
僅僅一年之後二戰爆發，以及三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西方列強損人利己的“綏靖”政策終於使他們不得不吞下自家種下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