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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炮兵專家廖季威老人告訴我，蔣介石政府從１９３８年在湖南組建戰防炮團，但是因為數量太少，難以對付敵人坦克。

　　  我想起一個問題，二戰期間各國的陣亡將士都有統計，有名有姓，備有檔案可查。當了戰俘的，也有戰俘名單。猶太人被殺害六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受害者都有記載，好讓後人紀念。可是中國究竟陣亡多少軍人，多少民眾死於戰爭？還有多少官兵成為敵人戰俘？其中遭到日本人殘酷殺害有多少，生還多少？還有大批戰俘被運往日本做勞工，後來下落不明，這些人數共有多少？中國何以一本糊塗帳，以至於今天連起訴日本戰爭罪都難上加難？

　　  盧老搖頭嘆息，苦笑不答。

　　  光陰荏苒，發生在上個世紀的抗日戰爭已經成為一段遙遠的歷史，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數戰爭親歷者和當事人未能說出真相就去到另一個世界，把許多遺憾和謎團留給我們後人。值得慶幸的是，１９３８年的抗日軍官盧繼東親自參與和見證當時那場震驚世界的黃河大水事件，當他老人家跨越將近一個世紀的滄桑歲月來到我的面前，就成為帶領我走出歷史迷宮的一座醒目路標。

　　  第四章鬼子來了

　　  １

　　  二戰結束四十多年後的１９８６年，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報紙《朝日新聞》以“我記憶中的二戰”為題，發表一封戰爭親歷者來信，在日本引發強烈反響。至次年八月，讀者來信多達四千餘封，其中選發一千一百餘封，以《戰爭》為題結集成書。於是日本各家出版社也不失時機地推出若干戰爭親歷者的回憶、見聞、故事、書信等等，在日本社會掀起一股“回憶二戰”的文化熱潮。  

　　  “昭和十年(１９３５年)，我上小學三年級，市禮堂舉行柔道拳擊對抗賽，賽後放映電影。千人禮堂擠得滿滿的，繫著黑帶的日本選手和戴著拳擊手套的美國選手上台，自始至終觀眾給柔道選手鼓勁，大聲斥罵拳擊選手>>最後柔道選手取得勝利，全場歡聲雷動。接著放映電影，是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的戰鬥場面，我軍占領地方地盤，升起太陽旗，全場觀眾鼓掌，群情激奮，高唱國歌《君之代》>>我認為進行戰爭理所當然，打敗外國人也理所當然，我們就是這樣被教育長大的。我們從小對於日本在戰爭中獲勝，以及我們長大要當兵沒有半點懷疑。為戰爭而生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造就的>>”（古澤敦郎，六十二歲，北九州市退休社團人員）

　　  “有人質問：你們為什麼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並不懷疑國家政策。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面做出的決定不抱懷疑>>通過教育宣傳，日本人從心底里養成優越感，讚美戰爭，蔑視其他國家和民族，終於推動戰爭。”（熊井雅男，六十六歲，東京退休者）

　　  “滿洲事變爆發，報社立即開始為陸軍軍用飛機募捐，用小學生節約零花錢為飛機捐款來掀起國民的捐款熱。捐獻的飛機被命名為愛國號>>中日戰爭爆發，報社又舉行有獎徵集軍歌活動，入選歌曲有行軍歌《手持膺懲的槍劍》、露營歌《不立軍功死不休》、《視死如歸》，後來還有《日之丸進行曲》、《送出徵士兵》等，在日本軍隊中產生很大影響。  

　　  “大東亞戰爭爆發，新生兒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勝利的‘勝>字，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歲左右的人叫這種名字，總是心口作痛。”（吉田彰男，六十五歲，日本電報電話公司退休職員）

　　  “>>體檢時軍醫突然對我說：‘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驚，‘身體哪兒不好吧？現在讓我回家，太見不得人了。>‘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腦袋割了還要難受啊。

　　  “被命令回家一共兩個人，我接受的教育告訴我，不能參軍的男子不是日本男兒。我達到了士兵體檢的第二類乙種標準，現在卻被命令回家，太可恥了。無論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幾次來到火車車廂的門外踏板上，心想還不如跳下去死了算了>>”（長屋義雄，六十一歲，愛知縣退休公務員）

　　  “入伍後，第一個訓練是游泳。把我們像捉魚的魚鷹似的用繩子捆起來，突然從船上推到水裡，嗆得沒有呼吸了，才拉上來緩口氣，然後又被推到水裡。軍衣凍成冰。當新兵的時候，臉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樣。真不知爹媽要是看到我這個樣子，會怎麼想。日本並厲害的理由就在於此，軍隊裡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是因為沒有干，沒有幹著試試這種想法。”（伊藤真治，六十三歲，退休教師，岐阜市）  

　　  ——載《日本人眼中的二戰》，中央編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只有十五個常備師團，但是戰爭爆發當年就激增至四十個師團，到太平洋戰爭後期更是擴展到號稱三百個師團。在當時只有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徵召數百萬士兵就意味著這個島國所有能拿動步槍的成年男人都得上戰場。要不是日本舉國一致效忠天皇和擁護戰爭，我們難以想像，一個島國民族何以迸發出如此驚人的戰爭能量以至於險些改變亞洲和世界歷史進程的。

　　  戰爭是個惡魔，這個惡魔深藏在日本國民心中。

　　  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