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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衛，名兆銘，字秀新。原籍浙江紹興，生於廣東番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孫中山同盟會，是國民黨元老和創始人之一。青年時代的汪精衛是個狂熱的革命志士，他矢志獻身共和，推翻清朝帝制，為此不惜參與行刺清朝攝政王載灃，因行動失敗被捕入獄。在大牢中他面對死亡慷慨高歌，寫下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唱：

　　  慷慨歌燕市，

　　  從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從歷史遺留的照片看，汪氏堪稱一表人才風流倜儻，人稱“民國四大俊才”之一，並且學識淵博詩文俱佳，因此有人評論說汪精衛從政實在是個歷史錯誤，他手中應該掌握筆墨紙硯而不是國家政權。汪精衛曾經深得民主先驅孫中山器重，當時國民黨內有“文才汪精衛，武將蔣介石”之說。１９２５年孫中山病危，汪精衛執筆起草《總理遺囑》，內有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傳世，可見此輩才華決非浪有虛名。關於孫中山是否指定汪精衛為接班人史學界仍存爭議，但是孫中山去世後由汪精衛繼任國民黨領袖和執掌大權卻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然而好景不長，後起之秀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異軍突起，他利用北伐成功之機和手中掌握的軍權毫不客氣地取代汪精衛，一舉登上民國統治者的寶座。槍桿子打敗筆桿子，這不是汪精衛的個人不幸，而是一切號稱共和制的國家政權從無到有的必由之路。  

　　  在國民黨內，汪精衛始終以孫中山正統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軍人趕下台，因此同軍人政治家蔣介石勢如水火，他領導的反對派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倒蔣運動，蔣、汪之爭就成為抗戰之前國民黨內最主要的派系鬥爭。但是政治失意並不是汪精衛走向親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衛從親日派走向賣身投靠並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間就已經接受“亞洲須由日本來領導”的強權觀點。他曾在許多文章和演講中反覆闡釋“欲做先生，先做學生”的所謂強國理論，認為日本人請來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維新的日本，中國要富強壯大，應虛心拜日本作老師，那麼“今日之日本必將是明日之中華”。如果說日本侵華之前汪精衛言論尚屬一家之言路，尚未對國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和還有討論餘地的話，那麼隨著抗戰爆發，他竟然不顧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的嚴酷現實，仍鼓吹中日親善互相提攜，散布和則兩利、戰則兩傷等等對日妥協言論，則說明他的立場已經站到了國家與民族的對立面。另有證據表明，汪精衛集團早在抗戰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並且始終沒有中斷過。

　　  當然汪精衛也有例外表現。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成為眾矢之的辭職下野，汪精衛被推選出面主政。此時登台的汪精衛一反常態，哪裡還有一絲“親日派”或者“和談派”的影子，他簡直就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抗戰派，反日派和國粹派！他不僅到處發表演講聲援愛國學生，大聲疾呼起來抗戰，而且不辭勞苦親自慰問前線軍隊，號召人民救國救亡收復失地，要不是軍權仍被蔣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戰早幾年就打響了。許多學者指出，汪精衛這種看似反常的積極表現並不能表明他的親日立場有所轉變，恰恰相反，抗戰只是黨爭手段，一旦大權在握，誰能保證這個包藏禍心的國民黨魁不會把全國人民的抗戰大業統統出賣給日本人呢？  

　　  幸好這天日本飛機沒有發動大規模空襲，只有一架偵察機飛臨武漢上空偵察，直到中國戰鬥機起飛它才趕快飛走了。但是汪精衛並沒有急著趕去開會，他索性來到江邊上悠閒地坐了一會兒，然後才又重新登車出發。

　　  ６

　　  等到汪精衛渡過長江來到武昌軍事大本營，有關國防議題的會議已經結束，與會政府大員、各部委員和高參正在陸續離開會場。人們紛紛給尊敬的汪副總裁讓路，脫帽致敬，因為這位元老級的國民黨領袖不僅身份顯赫位高權重，而且還是當今黨內唯一能同蔣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巨頭。

　　  汪精衛氣宇軒昂從容不迫，他當然是有意來晚的，會議內容他事先已經知曉，是通過有關土地改革、徵兵和懲處漢奸幾個文件。頭天軍委會電話還特意強調說，委員長將親自會晤汪議長，懇請汪議長務必撥冗按時出席。

　　  汪精衛不由得冷冷一笑。

　　  一般來說，前線戰事順利蔣介石是不會主動約見他的，但是吃敗仗就不一樣了，軍事失利是蔣介石的軟肋，越打敗仗他在黨內的籌碼就越少，就距離下台為時不遠。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人跟汪精衛是同一戰線的同盟軍，他們在前線戰場上幫助汪精衛削弱乃至推翻蔣介石統治。

　　  抗戰以來，蔣介石推行“以戰逼和”的抵抗路線，汪精衛主張“以談促和”的柔性戰略，這兩條針鋒相對的路線表面看似對日策略不同，本質上還是領導權之爭。如果蔣介石到處打勝仗，打得日本人丟盔棄甲狼狽逃竄，成為民眾擁戴的統帥和抗日英雄，那麼一貫大唱反調的汪精衛豈不等於自摑耳光自掘墳墓，自絕於黨和國人嗎？所以蔣介石的失敗就是汪精衛的勝利，反之亦然，說明國民黨內兩大勢力的鬥爭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