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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第一個計劃是簡化言辭。他們的方法就是把多音節詞縮為單音節詞，把動詞和分詞省掉，因為事實上可以想像的事物都是名詞。
第二個計劃是取消語言中所有的詞彙。大家認為這種改革不但對於身體健康有益，同時，對表達思想更加簡練也有好處。因為大家都很清楚，我們說出一個詞來多多少少都會侵蝕肺部，結果也就縮短了我們的壽命。於是他們就想出了一個補救辦法：既然詞只是事物的名稱，那麼在談某一件事情的時候，把表示意見時所需要的東西帶在身邊，不是更來得方便嗎？要不是婦女和俗人、文盲聯合起來反對，這種發明早就已經實現了，這對於這個國家的臣民有莫大的方便，也有益於他們的健康。但是婦女和俗人、文盲們要求有像他們的祖先一樣用嘴說話的自由，不然他們就起來反抗。俗人常常是與科學勢不兩立的敵人。不過很多碩學聰明的人還是堅持執行這種以物示意的新計劃：這種辦法只有一點不方便，如果一個人要辦的事情較多，範圍也較廣泛，他就不得不把一大捆東西背在背上。除非他能雇一兩位健壯的僕人在旁幫助，他就不能便利行事。
我常常看到兩位學者被背上的重荷壓得要倒下去，像我們的小販一樣。他們在街上相遇的時候，就會放下負擔，打開背包，整整談上一個鐘頭。談完話以後，才把談話工具收起，彼此幫忙把負荷背上，然後分手道別。
但是，如果談話時間很短，只要把工具放在衣袋裡，或者挾在臂下，也就很夠用的了；如果是在自己家裡談話．那他就不會為難。所以在用這種辦法談話的人聚會的房間裡都擺滿了各種東西，凡是這種矯揉造作的談話方法所必需的設備都近在手邊。
這種發明還有一大好處；它可以作為一切文明國家都可以通曉的共同語言，因為各國的貨物、器具大體相同或者類似，所以它們的用途就很容易了解。這樣，駐外大使儘管完全不懂外國語言也有資格和外國的親王‘大臣打交道。
我到了數學學校，那裡的教師的教授方法是我們歐洲人想像不到的。命題和證明都清清楚楚地用頭皮一樣顏色的墨水寫在一塊薄薄的餅乾上。學生們把餅乾空腹吞食下去，以後三天只准吃一些麵包，喝一點水。餅乾消化之後，色彩就帶著命題走進了腦子。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還沒有取得什麼成就，一方面因為墨水的成分有錯誤，一方面因為孩子們性情倔強，他們覺得這種藥吃下去令人作嘔，所以他們常常躲到一邊，不等它們發生作用，就把它們吐了出來。同時他們也太不聽話，並沒有按照處方上的要求，實行長時間的禁食。
第六章
科學院概況（續）。
作者提出幾項改進意見，都光榮地被採納了。
我在政治設計家學院受到了冷遇；照我看來，學院裡的教授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性；看到這種情景我不由感到悲傷。這些鬱鬱不樂的人正在提出規劃：勸說君王按照個人的智力、才能和德行來選擇寵臣；教導大臣考慮公眾利益；獎勵立下了功勳、才能出眾和作出出色貢獻的人；指導君王把自己的真正利益與人民的利益放在同一基礎上加以認識；提拔力能勝任工作的人擔任官職；他們還提出了一些荒誕不經、無法實現的空想，那都是以前人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這使我更加相信一句老話，這句話就是：凡是誇張悖理的事，無一不為一些哲學家認為是真理。
但對於科學院的這一部分我要說句公道話：必須承認科學院的人並不完全是幻想家。
這兒就有一位非常聰明的醫生，他似乎精通政府的性質和體制。這位名人善於應用自己的學識給各公共行政機關所常犯的一切弊病和腐化墮落行為找出有效的治療方法。這些弊病一方面是因為執政者犯下了罪行和過失，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被統治人民放縱淫逸所造成的。比方說，所有作家和理論家一致認為，人體和政體嚴格地說是非常相似的。那麼，還有什麼比這點來得更明顯呢？既然人體和政體都應該保持健康，那麼同一處方不就可以治癒兩者的共同疾病嗎？大家都認為，參議員和樞密顧問官常常犯嚕嗦、冗長、感情衝動的毛病，以及其他歪風邪氣，他們頭腦里有許多毛病，而心病更多；他們有時劇烈地痙攣，兩手的肌肉和神經痛苦地收縮，特別是右手的肌肉和神經更是如此；有時他們還會動肝火、腹脹、頭暈、昏迷；有時他們還會生含有致命毒膿的瘰癧腫瘤；還會犯酸性逆氣、吐沫、善飢易餓、消化不良，以及許多其他病症，我在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因此，這位醫生建議：參議院開會時，頭三天得請幾位大夫列席，每天辯論完畢，他們就替每一位參議員診脈；經過周密考慮，討論出各種病症的性質和治療方法以後，醫生們就應該在第四天帶著藥劑師，預備好各種對症藥品趕回參議院；議員入席以前，讓每人按照病情服用鎮定劑、輕瀉劑、瀉利劑、腐蝕劑、健腦劑、緩和劑、通便劑、頭疼劑、黃疸劑、去痰劑、清耳劑；在下次開會時，再按照藥性決定是否再服，換服它藥，或者停服。
這一計劃對公眾負擔不會很大，所以我認為在參議員有立法權的國家裡，這對於提高辦事效率會起很大作用。它可以造成全場一致的氣氛，縮短辯論時間，讓緘默的人講話，叫亂說話的人住口；改正老年人的執拗，遏制青年人的性急；讓糊塗人清醒，也使冒失鬼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