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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的樓頂是一個移動天橋。

　　  他無法向上爬，因為腳沒有著落點。他使不上勁。天橋正在向另一座樓滑去，那座樓的高度大致相同。只要他堅持住，就可以攀到那座樓。

　　  那幢大樓的窗戶不一樣。設計這些窗戶不是讓人打開的，當今煙霧騰騰，搞空調的房子窗戶也打不開，但是窗戶有凸出的邊框。也許窗玻璃可以打破。

　　  也許窗玻璃打不破。

　　  吊著的胳膊發酸發疼，鬆開手挺容易……不。他沒有犯該死的罪。他不死。

　　  二十世紀的幾十年裡，廢除死刑的運動繼續以愈來愈猛烈的勢頭展開。運動的成員組織鬆散，遍及國際，他們只有一個目標：在他們所能到達的每一個國度里用監禁和復職取代死刑。他們爭辯說，以命抵罪未能給罪人吸取任何教訓，對於那些可能犯相同罪行的人也起不到殺雞儆猴的作用，人死不能復生，而無辜的人一旦隨後被證明是清白的，還可以得到釋放。他們說，殺掉一個人並沒有什麼好處，除非是為社會報仇雪恨。他們說，報仇雪恨是與開明社會不相稱的做法。

　　  也許他們說得對。

　　  １９４０年卡爾·蘭斯坦納和亞力山大·Ｓ·威納發表了關於血液中存在著羅猴因子的報告。

　　  到了本世紀中葉，多數被判有罪的殺人犯改判為終身監禁或者更輕的刑罰。許多人刑滿以後返回社會，有些人“恢復原職”，有些人則不然。有些州通過了對綁架罪犯執行死刑的法律條文，但是很難說服陪審團實旋這一法律。同樣，謀殺罪也是如此。一個男人因夜間入室盜竊在加拿大受通緝，又因殺人在加利福尼亞受通緝，他堅決反對引渡到加拿大，因為在加利福尼亞被判有罪的可能性較小。許多州已經廢除了死刑。法國沒有任何死刑。

　　  罪犯恢復原職是心理科學和心理藝術的一個主要目標。

　　  但是——

　　  血庫遍及世界各地。

　　  患腎臟病的男男女女早就移植同卵雙胞胎的腎臟而得救。但是並非所有腎病患者都有同卵雙胞胎兄弟姐妹。巴黎一個醫生應用近親移植手術，對不相容性作出高達一百條分類，以便預先判斷移植的成功率有多大。‘

　　  眼睛移植手術已經很普遍。眼睛捐獻人可以等到他去世以後挽救他人的視力。

　　  人的骨頭歷來可以移植，只要首先清除骨頭的有機物。

　　  本世紀中葉的情況就是如此。

　　  到了１９９０年，醫學界已經能夠在任何一段適度時間裡儲存人的任何一種器官。藉助雷射這種“無限薄的解剖刀”，移植已經成為常規手術。垂危的人往往留下遺囑，把自己的遺體獻給器官存儲庫。殯儀館無法阻止這種事。然而死人捐獻的器官未必都有用。

　　  １９９３年佛蒙特州通過了第一份器官存儲庫的法律。佛蒙特歷來有死刑。如今被判死刑的人知道他的死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死刑沒有任何好處的說法再也站不住腳了，至少在佛蒙特講不通了。

　　  此後，這一情況擴展到加利福尼亞，華盛頓、喬治亞，一直擴展到巴基斯坦、英國、瑞典、法國、羅得西亞……

　　  天橋以每小時十英里的速度移動著。下面，遲遲下班的行人和剛開始上班的夜貓子都沒有注意到他，劉易斯·諾爾斯吊在移動著的天橋上，望著壁架在他晃蕩的腳下退開去。壁架不足二英尺寬，在他緊張兮兮的腳丫子下面足有四英尺。

　　  他落下來。

　　  他的腳一落到窗沿，他馬上抓住窗扉。過了好長一陣子他又正常呼吸了。

　　  他無法知道這是一幢什麼大樓，然而樓房裡面有人。深夜二十一點整，所有窗戶都燈火通明。他盡力避開燈光，往裡頭窺探著。

　　  窗里是一間辦公室。空無一人。

　　  他需要一點東西把手包紮起來以便砸破窗子。但是他只穿著一雙軟鞋墊和一件囚衣。得，他破天荒第一遭突發奇想。他脫下囚衣，把手包紮起來，動手砸窗子。

　　  他差點砸破自己的手。

　　  喏……監獄讓他留下自己的珠寶、手錶和鑽石戒指。他用戒指在玻璃上劃了一個圓圈，使勁推，又用另一隻手敲打。幸好遇到玻璃；倘若遇到塑料，他就註定完蛋啦。玻璃啪一聲斷裂，露出一個近乎完美的正圓。

　　  他不得不幹了六次，那個洞才大得可以鑽過。

　　  他笑眯眯進入裡面，手裡還拿著囚衣；現在他所需要的就是一部電梯。倘若警察在街上碰見他穿著囚衣，定會馬上逮住他。要是姻衣藏在這裡，他就安全了。誰會懷疑一個持有許可證的裸體主義者呢？

　　  可惜他沒有許可證，也沒有裸體主義者的袋形肩章好放許可證。

　　  也沒有刮鬍子。

　　  糟透了。從來沒有一個裸體主義者像他那樣鬚髮蓬鬆的。不只是夜裡長出來的微微一層鬍鬚，可以說是滿臉一大把鬍子。到哪兒可以弄到一把剃鬚刀呢？

　　  他打開辦公桌抽屜找找看。許多商人有備用剃鬚刀。他中途停了下來。不是因為他找到了剃鬚刀，而是因為他現在知道自己在哪兒了。看看辦公桌上的文件便一目了然。

　　  一家醫院。

　　  他仍然抓著囚衣。他把囚衣扔進廢紙簍里，用廢紙把它蓋好，一屁股坐在辦公桌後面的椅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