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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頓，弗蘭克·哈頓中士。”

　　  “你回家，中士？”

　　  “我的家在俄亥俄州，”我說道，“在回家前先去洛杉磯探望幾個朋友。”

　　  “啊，那太好了，我祝你旅途愉快，中士。你們這些人在火星上幹了一項偉大的事業。噢，我讀了報紙，報上說聯合國派出幾個探險隊後將在火星上建造幾座城市，並有定期的往返航班，等等。”

　　  “嗨，”我說，“那都是一派胡言，還不如就在這兒的莫哈維沙漠中建幾個城市，這樣好像離我們更近些呢。現在我們去火星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鈾。”

　　  我知道他對這些將信將疑。

　　  “哦，對對”’他說，“我知道那也很重要，現在的核電站都是用鈾作動力的——但並不完全是為這些，是不是？”

　　  “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去火星的目的就是為了這個。”  

　　  “可是你看，中士，這份報紙上說……”

　　  我不再說什麼了。等他講完那份報紙，飛機已在洛杉磯著陸了。走出飛機時，他使勁地拽著我的手。

　　  “一路順風，中士！多多保重。我聽說第二探險隊的許多人沒有回來。”

　　  “是的，”我說，“聽說了。”

　　  到達洛杉磯城區時，我又一次覺得全身在發抖。我走進一間小酒吧，要了兩杯威士忌喝下，這樣我的感覺才稍微好了點兒。

　　  走出酒吧，招手要了一輛計程車，問他是否去聖·加布里埃爾大街。司機是一個胖胖的男人，長著紅通通的寬大臉面。

　　  “快上車吧，夥計。”他說，“看來你是火星人，是不是？”

　　  我回答道：“正是。”

　　  “好，好，”他說著，“那告訴我，在火星上的感覺怎麼樣？”  

　　  “從某種程度上說，那是一項非常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

　　  “我想一定是那樣的！”汽車上路後，他接著說，“２０年前的二次世界大戰，我正在軍隊服役。當時也是那樣，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在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度過。我想現在一定不會有多大變化。”

　　  “這可不是軍事探險隊，”我解釋說，“這是聯合國組織的探險隊，不是軍隊的——但我們有軍官和如同軍隊一樣的紀律。”

　　  “是的，那是一回事，”計程車司機說，“夥計，哦哦，走過頭了，後面是４２號，還是４３號？我記得後面是……”

　　  我往車座後背靠了靠，看著亨廷頓大街嚓嚓向後閃過。溫暖的陽光傾瀉在我的身上，我感到好像很熱，空氣似乎也非常的粘稠，好像呼吸都有點兒困難了，那麼糟糕的空氣在亞利桑那高原上可是沒有的。

　　  司機問我在聖·布里埃爾大街的什麼地方下車。我從衣袋裡取出幾個信封，找到了寫著“馬丁·瓦里內茲”的那個，地址就寫在信封背後。我告訴了司機地址後，仍把信封放回了衣兜里。  

　　  現在我真希望當初沒答應他們就好了。

　　  可在醫院的時候，我能不回復喬·瓦里內茲父母的來信嗎？對于吉姆的姐姐和瓦爾特的一家，這都是同樣的問題呀。我回信許諾出院後做的第一樁事情就是來探望他們。如果沒去看他們，就回俄亥俄州自己家，我會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可鄙的傢伙。而現在，我真希望自己就是那樣的人。

　　  瓦里內茲的家位於聖·加布里埃爾大街的南面，在一個有些墨西哥建築風格的住宅小區里。那是一個造型簡單的雜貨鋪，旁邊還搭出一間小屋。四周用低矮的欄柵圍著庭院，用加利福尼亞塗料將牆壁塗抹得光光的。這不是很好的居住場所，但顯得很整潔。

　　  我走進了雜貨鋪，櫃檯里那個身材高大、膚色黧黑的男人用安詳的眼神盯著看我。他用低沉的聲音呼喚著一個女人的名字。同時繞過了櫃檯和我握著手。

　　  “你就是哈頓中士，”他說，“哎呀，我們可一直盼望著你的到來呀。”

　　  他的妻子急匆匆地從後門進來。她顯得有點衰老，看上去不太像是喬的母親，因為喬還像個孩子’。但再仔細看覺得她的年紀並不太大，只是有點疲倦的樣子。  

　　  她對著瓦里內茲先生說：“快坐下說呀，你沒見別人還是那樣疲倦，他可是剛從醫院出來的人啊。”

　　  我坐了下來，兩隻眼睛在他們中間不住地來回穿梭。他們問我現在的感覺如何，是不是因為還沒有回家心裡不太高興，他們祝我們全家都好。

　　  他們真是好人，聊了半天沒有說一句有關喬的話，好像是在等待著讓我來說而我很為難，我對喬的情況知道的實在是太少了。喬在我們即將起飛的前幾星期才來到我們小組，而他又是第一個罹難的，因此，對他的了解不可能很多。

　　  最後，還是由我打破僵局。我想能說的只是：“他們已寫信詳細告訴你們喬的情況了，是嗎？”

　　  瓦里內茲悲傷地點點頭，“是的，起飛後的２４小時內，他死於休克。信寫得很詳細。”

　　  他妻子也連連點點頭，低聲地附和著：“很詳細。”她兩眼看著我，從她的目光中，我想她已明白我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她這樣說道，“你是可以告訴我們更多事情的，但如果這使你為難的話，就不必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