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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利揮舞著鈔票說:“你們本來應該見見他的!瞧我從那個太空情種身上撈來的錢,你們真應該見見他!八十里拉是這裡的行情,他卻給了我一百五十!”
我們又喝了一些啤酒。我們飛上太空。
(鄭秀玉 譯)
新科學革命
本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科學似乎在走下坡路,大概因為原先科學發現的應用或者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和隨後爆發的世界大戰等實際問題的困擾而分散了精力。雷達和火箭,計算機和原子能,所有這一切以及更多的發明都產生於二次大戰、專門的實驗室和具有技術的民眾。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基礎科學在各個不同領域開始活躍起來,人類對自身和宇宙的認識雖然開始適應宇宙的擴展、原子的測不準性和事物變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卻發現自己處於新的困境。
原子能科學家發現了新的基本粒子,例如輕子和μ介子,甚至發現了物質的新特性,例如偏手性、粲性和奇異性。天文學家發現了准恆星物體,這些遙遠的星體比大多數星系更明亮,簡稱為類星體;他們還發現了脈衝星,後來通稱為黑洞,此乃坍縮為密度極大的物質因而連光也無法射出的恆星,這種脈衝星可能不存在於咱們這個宇宙,也可能是通向宇宙另一世界的隧道;天文學家開始推測其他世界的生命,尋找探索外星文明的方法,並推測與外星人互通信息的可能性。醫生開始移植器官,包括移植心臟。生物學家發現了DNA(脫氧核糖核酸)的雙螺旋結構並開始做一系列實驗,最後導致了植物和低等動物的無性繁殖,引發了複合DNA可能帶給人類的危險和希望,產生了試管嬰兒。這就揭示了事物變化和重新評價的新可能性,並將一直持續到難以預測的未來。
在這些科學突破當中,有些是早期科幻故事探討的題目,但是也有許多突破是始料不及的,大大激發了作家的創作激情。科幻小說往往不是預測科學發現,而是從科學家的發現和推測中吸取靈感。科學家一度認為推測純屬外行湊熱鬧之舉,但是在本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裡,這種推測即便未能完全被接受,也是非常普遍的。
菲利普·莫里森和朱塞皮·科克尼推測過同外星文明進行交流的可能性;卡爾·塞根普及了天文學及其概念;弗里曼·戴森認為,高度發達的文明可能將其所在的行星上的物質重新塑造成環繞恆星運行的巨大球體,從而使得該種族能夠捕獲全部太陽能並且讓那顆恆星隱形消失(除了光譜的紅外部分以外)。這位作家從此類推測出發,創作了長篇科幻小說《聽眾》(1972),不少作家寫了描述戴森球體或球體斷面的作品,例如鮑勃·肖的《軌道村》(1975)和拉里·尼文的《環形世界》(1970)。
同樣,黑洞雖然發不出光卻冒出了許多故事來,例如喬·霍爾德曼的《永久的戰爭》利用黑洞作為通向宇宙另一部分的隧道,由此擺脫了光速度的限制,弗雷德里克·波爾的《大門口》利用一個黑洞作為主人公尋找財富和免除罪孽的模稜兩可的結局。醫學和生物學實驗所產生的小說可能多於自然科學結果。描寫無性生殖的小說(其中最出色的可能要數勒吉恩的《九條命》)一直在增殖,直到故事生出故事來,並出現在主流小說里、電影上(艾拉·萊文的《來自巴西的男孩們》),甚至出現在電視上(《無性系之主》)。
把科學發現和推測轉化為小說的藝術大師之一是拉里·尼文(1938-)。他出生於洛杉磯富有的多亨尼家族,獲得數學專業的兩個學位,然後立志當科幻小說作家。自從那時以來,他因《中子星》獲得1967年雨果獎,該作品發表的時間距離他1964年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最冷的地方》不到兩年時間;《環形世界》獲得星雲獎和雨果獎;《反覆多變的月球》獲得1972年雨果獎;《洞人》獲得1975年雨果獎;《太陽神的邊陲》獲得1975年雨果獎。
歷史的變遷容易被曲解,新浪潮在文學上的成功可能使人認為這一類作品似乎註定要取代較早的冒險和硬科學小說。但是較早的傳統實際上仍然常盛不衰,有時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往往比注重文體的作品更受歡迎。例如戈頓·迪克森和波爾·安德森仍然靠寫作謀生,寫的大多是舊時文體的長篇探測性冒險小說,而且大受讚賞。傑麗·波內爾是個科學家,半路出家寫科幻小說,倘若拿她的寫作風格和海因萊恩作比較,她將會感到受寵若驚。
尼文一直被稱為第二號哈爾·克里門特,但他可能與海因萊恩和阿西莫夫平分秋色。同他們兩人一樣,尼文構思出自己的未來歷史和他稱之為“已知空間”的宇宙,由此創作出《塔爾維世界》(1965)、《地球的禮物》(1968)和《保護者》(1973),還有《環形世界》和一些短篇小說。《七拼八湊的人》(刊登於《危險的幻想》,1967)所體現的長壽和器官移植等問題在其他一些故事裡也有涉及。
尼文和波內爾攜手合作,融合兩人的才華創作了《神眼裡的瑕疵》(1974)、《地域》(1975)和《撒旦的錘子》(1977)。這些作品在讀者中一直獲得非凡的成功,這是不足為奇的。《撒旦的錘子》經拍賣重新印刷平裝版本,稿酬達二十三萬八千美元,在當時是長篇科幻小說稿酬的最高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