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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根源全在於器官存儲庫。有了好醫生，有了器官存儲庫里源源不斷的材料，任何一個納稅人都可以希望活到萬壽無疆。哪個投票人會投票反對永生呢？死刑將使他永生，他將投票贊成大大小小的罪犯都應判處死刑。

　　  劉·諾爾斯已經作出了回擊。

　　  “情況說明，上述沃倫·劉易斯·諾爾斯，在兩年時間裡，故意開車闖紅燈達六次之多。在同一時期，該犯沃倫·諾爾斯違反本地車速限制不下十次，其中一次超速達每小時十五英里之多。他從來沒有一次好表現。我們將出示他被指控酒後開車在２０８２年被捕的記錄，指控不成立只是因為——”

　　  “異議！”

　　  “支持異議。如果指控不成立，律師，本法庭必須認定他無罪。”

　　  （鄭秀玉 譯）

　　  硬科學與軟人們

　　  科學幻想小說的魅力之一是在它的領域裡一切都可能發生：既然無限和永恆掌握在作家手中，什麼都可能被發現，什麼都可能實現，什麼都可能發生。這不同於純幻想小說。科幻小說里的可能性經過理性的思索——無論多麼異想天開，一切事件都發生在日常經驗的宇宙里。純幻想小說要求讀者姑且相信確有其事；科幻小說則說服讀者去相信。  

　　  一方面是宇宙飛船載著乘客以比光速更大的速度飛向人馬座，另一方面是巫婆騎在掃帚把上借著咒語的魔力飛向布羅肯，二者在讀者的心目中是迥然不同的，儘管就目前科學所能作出的判斷而言，二者都是不可能發生的。這種區別並不是因為科幻作家對故事的情節悄悄說了一些毫無意義的神秘咒語，而是因為故事本身要求讀者以一種現實感來閱讀。

　　  阿瑟·Ｃ·克拉克創立了一條定律概括未來可能出現而至今未知的奇蹟：“十足先進的科學與魔法是難以區分的，”他說。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只要想一想這個定律就會認識到這種說法的基本真實性；對於生活在工業革命之前的任何人來說，現代技術就像魔法一樣。如果科幻小說不想陷入目光短淺的可憐地步，那麼它必須設想未來的發展，這些發展對於當代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如同飛機、電視和電燈對於儒略·凱撒或莎士比亞一樣難以理解。

　　  無限和永恆還解放了科幻小說的想像力；儘管科幻小說的想像可能難以理解，但是它們不是純幻想，而是富有智慧的理念。從宇宙的產生到滅亡，從探索自然界最神秘的秘密到假定對人類經驗來說具有獨特含義的技術進步，科幻小說作家所要想像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杜撰成為一篇科幻小說。科幻小說必須以現實為依據，這一事實與其說是一種限制，不如說是一種策略。作家想要讓讀者去感受還是去思考呢？  

　　  然而這樣的二分法，其理論意義大於現實意義。科幻小說應當觸動理智，有幾分冷酷無情或者有幾分不近人性，但是由智力理解引發的感情可能像內分泌腺分泌的激素引發的原始本能的感情一樣深刻而且更具“人性”。歸納法雖然對分類有用，但是倘若歸納法意味著超自然現象以外的一切都可以歸入這一類那一類事物的話，那麼歸納法基本上是錯誤的。因此，把科幻作家劃分為新浪潮和舊浪潮、劃分為文學藝術家和科學僱傭文人，同樣基本上也是錯誤的。

　　  事實上，新浪潮作家往往根據猜測創作他們的小說，而舊浪潮作家往往靠技巧和內心感受描寫人類的經驗。波爾．安德森（１９２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１９４８年畢業於明尼蘇達大學物理專業，畢業後馬上開始他的寫作生涯，至今從未動搖過。他的第一篇小說《明天的孩子》是與Ｆ·Ｎ·沃爾德洛普合寫的，發表於１９４７年，當時他還是在校生。自那時起他已經寫了五十多本書，包括歷史小說和主流小說、偵探小說、少年讀物、非小說作品和數百篇較短的作品。

　　  安德森在人們心目中首先是一個硬科學作家，他跟哈爾·克里門特一樣在杜撰外星世界方面情有獨鍾。他早期的小說對科學技術的未來發展十分關注，偶爾在故事中穿插些冒險和幻想情節以便使文體豐富多采。他的創作方法屬現實主義，風格是直截了當的。十年之內，他成了１９５９年世界科幻小說年會的嘉賓，十二年以後擔任科幻作家協會的主席。

　　  他最出名的早期作品包括《罪惡昭彰的壞蛋》、《助人之手》、《去勢的男人》和《大雨》。他的早期長篇小說包括《腦波》（１９５４）、《斷劍》（１９５４）、《無報答的星球》（１９５６）、《僚機之戰》（１９５８）、《木衛三的雪》（１９５８）、《敵對的星球》（１９５８）、《兩個世界的戰爭》（１９５９）、《嚴正的討伐》（１９６０）、《三顆心和三頭獅子》（１９６１）、《無限軌道》（１９６３）和《盾牌》（１９６３）。他較近期的長篇小說包括《星狐》（１９６５）、《撒旦的世界》（１９６９）、《Ｔ形座標原點》（１９７０）、《世界旁邊的人》（１９７１）和《默克海姆》（１９７７）。

　　  他已經塑造了幾組人物（還創作出一部海因萊恩式的未來史）：描寫了商人尼古拉斯·范·理金和波利索特尼克同盟，描寫了多米尼克·弗蘭德里和一個銀河帝國的衰敗，而且跟戈頓．迪克森合作，描寫了一種外觀像熊的智能生物所組成的種族，稱為“霍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