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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１０．１６（初稿）
１１．２３（修改）
英文版前言
一
科幻小說是文學的一個分支，它描述變革對生活在現實世界裡的人們所產生的影響，因為科幻小說可以描寫過去或未來，也可以描寫遙遠的地方。科幻小說所關注的是科學和技術的變革；科幻小說所涉及的事件，其重要性大大超過個人或社會的意義。在科幻小說中，往往是整個文明或整個種族處於危亡之中。
科幻小說也採用其他小說的模式，例如驚險小說和傳奇小說。但那些涉及人性的科幻小說則最能體現其典型的模式。湯姆·戈德溫的小說《冷磚的方程式》（《驚奇》，１９５４年８月號）可以用來作為檢驗的標準。小說表明，在宇宙中，事實是無情的。人類對於生活不切實際的幻想對“冷酷的方程式”毫無影響。戈德溫的另外一篇小說也說：“機器無情。”
幾乎每一篇真正的科幻小說中，都包含著這樣一個核心思想：“使人類具有人性的品質是求知慾”；“如果人們每一千年才看到星星，那他們將不會崇拜星星，而會發瘋”；“那顆照耀伯利恆①的星，也許正是毀滅了一個智慧種族的超新星”。讀者如果不能領會小說的這一知識層面，就無法看清科幻小說與其他小說的本質差別。
【① 西南亞巴勒斯坦地區著名古城，猶太教和基督教聖地，在約旦河西岸。——譯者注（以下除註明原注外，均為譯者注）。】
科幻作家的技巧體現在他的創作手法上，那就是他能以人性的形式和價值表現自己的思想。作家在把自己的思想寫成小說的過程中，會對小說的結構進行構思；這種結構可以稱為故事或情節。在這一點上，科幻小說與其他小說並沒有什麼區別。科幻小說的泰斗羅伯特·海因菜恩曾這樣寫道（《遙遠的世界》１９４７）：“以寫人為中心的小說（不同於以寫小發明為中心的小說），主要只有三種情節。１）男孩與女孩相會；２）小裁縫；３）聰明人。正是這種對情節發展的期望，把讀者吸引到故事中去；也正是這種報償，使讀者獲得滿足。我們之所以閱讀小說，正是因為有這種期望和報償。我們越為故事所吸引，就越關心故事中人物的命運；當作者解決了矛盾時，我們也就感到了滿足。”
但閱讀科幻小說也不僅僅因為抱有這種期望，或為了獲得這種報償。最佳的科幻小說，形式與內容，故事與思想完全融為一體。就以《冷酷的方程式》為例，一個女孩為了見她的哥哥，偷偷乘上了一艘緊急救援飛船。當時，有一支人數不多的探險隊正在一顆未經開拓的行星上進行探險活動，她哥哥正是探險隊中的一員。行星上發生了瘟疫，隊員們都得病了。緊急救援飛船正是為了把免疫血清送上那顆遙遠的星球。飛船上的燃料僅夠飛船到達那顆行星。姑娘偷乘上飛船，增加了飛船的載重量，燃料就會不夠。要是姑娘留在飛船上，飛船著陸時就會墜毀。這樣，不僅姑娘和太空人不免一死，就連星球上的探險隊員也因無法獲得免疫血清而統統犧牲。這就是冷酷的方程式。在這種情況下，讀者當然會關心姑娘的命運。最後，姑娘不得不被送出氣壓艙。這時，讀者就會意識到，“婦女和兒童優先”的法則，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宇宙法則。感情需要付出代價；善心在這兒不起作用；無知就像犯罪一樣受到懲罰。
詹姆斯·喬伊斯曾給突然顯示事物本質的短篇小說下過一個定義。他認為，突然顯示事物本質的短篇小說是認知一剎那的閃現；這種認知的閃現是以一種新的狀態把情景呈現出來：“它（事物）的靈魂，它的本質，擺脫了表面這層外衣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在科幻小說中，這種事物本質的突然顯露，不是在於揭示事物的本質，而是在於揭示人類與環境的關係，甚至是人類與自己的創造物之間的關係。
二
按照上面的定義，人們在未能擺脫習慣的思維方法之前，就不可能產生科幻小說。首先，他們必須把自己看作一個種族，而不僅僅是一個部落，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國民。在科幻小說中，文化或政治的偏見可能有不自覺的流露，但很少有部落主義；對人類之間爭鬥的勝敗，也不會表現多少歡欣鼓舞的情緒。恰恰相反，科幻小說往往批判戰爭；這種批判可能是轉彎抹角的，也可能是直言不諱的·民族主義的思想在科幻小說中就更少了。譬如說，災難是普遍性的；事實上，災難往往發生在自己的家門口。例如，像威爾斯的《星際戰爭》所描述的那樣，或像約翰·溫德姆的《巨型三裂植物之日》①所描寫的那樣，給人以災難迫在眉睫的緊迫感。
【①英國作家約翰·溫德姆（１９０３－１９６９），在１９５１年發表了這部科幻小說，其中有一種假想的巨型三裂植物，有毒刺，能行走，危害人類。】
對宇宙的本質——宇宙的誕生與毀滅，以及對人類的命運，人們也必須具有更開放的思想。科幻小說中的宗教對信仰持懷疑的態度，儘管也有描寫宗教的科幻小說。例如，阿瑟·克拉克的《星》（《無限空間》，１９５５年１１月號），詹姆斯·布利希的長篇小說《良心問題》（１９５８年，同名短篇小說發表於《假如》雜誌，１９５３年９月號）。其道理十分清楚：宗教解答了科幻小說所提出的一切問題。在宗教框架內寫成的科幻小說，最終成了說教性的寓言。例如Ｃ·Ｓ·劉易斯的《佩里蘭德拉》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