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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吉本正在對此藥進行劑量方面的研究，因為考慮到不同體質的人服用後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另外，他還希望找到一種“減速劑”。顧名思議，這種藥的作用當然與“加速劑扎冶好相反，用阻降低後者的高強度藥效；而單獨使用時，能使服藥者感到通常的幾小時時間轉瞬即逝，從而使他在精神亢奮或怒不可遏時依然做到鎮定自若，不慌不忙。這兩種藥物必定會給人類的文明生活帶來全面的變革，成為我們逐漸掙脫卡萊爾所稱的“時間外衣”之束縛的起點。“加速劑”確保我們隨時隨地能全神貫注、全力以赴，而“減速劑”則使我們沉著冷靜地度過艱難沉悶的時光。
對於“減速劑”我也許過於樂觀了一些，它畢竟還是子虛烏有的東西，至於“加速劑”，卻是不容置疑的。幾個月以後，它就會在市場上露面，成為一種受人控制的、簡便易服的神藥。藥商和藥劑師們能隨時買到裝在綠色小瓶里的此藥，雖價格不菲，但物有所值，因為它具有奇異的作用。吉本希望這種“吉氏神經加速劑”能以三種不同的藥效供應市場：２００倍、９００倍及２０００倍，分別貼上黃色、粉紅和白色標鑒加以區別。
毫無疑問，它的使用會產生一系列的奇蹟；當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將是犯罪分子可以躲進時間的“空隙”作案而能逍遙法外。同其他有效的藥物一樣，它極有可能被濫用。
我們已經非常細緻地探討了這方面的問題，並且認為這純粹屬於法醫學的範疇，與我們毫無關係。我們將製造、出售“加速劑”；至於後果呢，也將拭目以待。
（余泊良 譯）
文學界的反科學派
雖然瑪麗·雪萊在她的《弗蘭肯斯坦》里描繪了一個大膽得出格的科學家，拜倫和雪萊還是對科學啟蒙的繁榮興旺感到由衷的高興。歌德不但是一個文學天才，更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艾倫·坡為科學技術的進步拍手叫好。而丁尼生則預見了人類燦爛輝煌的未來。但在工業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文學圈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與人們對於科學進步的普遍信念恰恰相反，他們竭力反對科學的進步，大肆譴責科學和技術，鼓吹回歸古樸的美德和永恆的價值。
布萊克就曾抱怨“該死的撒旦工廠”毀了英國的農村。卡萊爾也承認：“在管理外部事情方面，我們比任何時代都要先進，但在純道德本性方面，在靈魂和性格的真正的尊嚴方面，我們也許比多數文明時代都要落後。”霍桑筆下的科學家們毀了他們自己喜愛的任何東西。，而愛默生則認為是事物在擺布著人類，把人類當馬騎。
Ｃ·Ｐ·斯諾於１９５９年在《兩種文化》的演講中說：“文學知識·分子是自然的盧德派”。①他們“從未嘗試過要去理解工業革命，也不可能理解工業革命，更不要說接受它了。……幾乎每一個地方……知識分子覺得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不可理解，作家更不理解。他們中很多人被嚇跑了，就好像是一個有情感的人對此正常反應是退卻一樣；一些人不著邊際地胡思亂想，猶如人在恐怖時發出的尖叫聲。”
【① 盧·德派：１９世紀初用搗毀機器等手段反對企業主的自發工人運動的參加者。】
對此·劍橋大學批評家Ｆ·Ｒ·利維斯則認為，文學的對象是人的感官，即道德意識，並認為偉大的文學應對文明提出深刻而尖銳的問題。但是“對於這樣的問題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如果對‘答案’一詞僅作一般意義上的理解的話。”更甚的是，這些問題將使社會進退兩難，停滯不前，對前途悲觀失望，對社會計劃和科技進步極端不信任。
斯諾與利維斯之爭實質上和１９世紀８０年代Ｆ·Ｈ·赫胥黎與馬修·阿諾德之爭，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威爾斯與詹姆斯之爭是完全相同的。面對威爾斯對進步的信仰，特別是他後期小說中大力宣傳的烏托邦理想社會主義，文學派則針鋒相對地提出反烏托邦。最近文章中一直稱之為“反面烏托邦”，此語即希臘語“病的”或“壞的”意思。這些文章認為科技的進步非但沒有給社會帶來好處，反而每況愈下，更不要說完美了，也許整個世界都要毀滅。
反鳥托邦主義不僅僅在文學上對威爾斯派的幻想作出反應；後者認為，人類的未來將是一個慈善的社會，普遍使用機器，並由科學家和工程師們統治，甚至威爾斯想組織“一個公開的陰謀集團”，來創造一個更完美的世界，這一企圖也顯然成為反對派攻擊的目標。
喬治·奧威爾於１９４９年寫的《一九八四》被斯諾認為是“最強烈的願望，即不希望有未來”。
而喬治·奧威爾本人在談到威爾斯時說：
“從某種意義上說，出身於本世紀的有思想的人，是威爾斯本人創造出來的。一個作家，尤其是一個通俗文學作家的作品，能產生多大的影響還是一個問題，但我至少可以肯定，在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２０年之間任何作家用英語出版書都不可能像威爾斯那樣對年青人產生那麼大的影響。”
但是兩次大戰及經濟大蕭條使他們產生的幻滅也反映在文學作品上了。從而產生了像Ａ·赫胥黎的《華麗的新世界》（１９３２），扎米亞京的《我們》（１９２４），Ｃ·Ｐ·劉易斯的三部曲《佩里蘭德拉》（１９３８，１９４３，１９４５），戈爾·維達爾的《救世主》（１９５３），伊夫林·沃的《廢墟上的愛情》（１９５３），及安東尼·伯吉斯的《裝有發條的橘子》（１９６２）等等許許多多作品。